说起来，我对现代教育最初的、最根本的认识――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命运，是从坐落在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开始的。
1958年由邓小平题名、创建于古都咸阳的西藏公学（后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是我认识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开端，同时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藏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莘莘学子的母校。对于母校，我有着忠诚而又炽热的赤子情怀。
西藏公学创建之初，有人说它是“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也不像中学；既不像大学，也不像干校。有人对这话很反感，也有人对此感到很新奇。有人对这所独特的学校进行深思，也有人对它进行研究。直到现在，人们也无法给当时的西藏公学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因为它是那样的特殊，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恐怕也难找出第二所这样的学校。其实学校究竟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而我们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西藏公学培养了一大批在西藏乃至全国都是拔尖的、一流的人才，其中已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就有30多人。这关键是，西藏公学在建校伊始就拥有一支经过革命战火锤炼的干部队伍和一支从全国各著名高等院校毕业的业务过硬、作风正派、情操高尚、诲人不倦的优秀教师队伍。
在建校两年之后的1960年，我便从藏北草原深处的一所古寺中，脱去袈裟，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最后乘火车，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近3000公里才来到这所学校。那一年，我仅仅13岁。
我刚进校时，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学习课程有高有低。有年近40的中年人，也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有的刚读小学课本，有的已经在攻读大学课程。有许多学生是刚放下牧鞭的放牧孩子、是刚离开农舍的放猪娃子，也有刚脱下袈裟的贫穷喇嘛，还有的是从县级领导岗位上来到学校进修补课的。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在雪域西藏，圣洁的珠穆朗玛直插云霄，俯瞰着藏区大地。千百年来，它以其永恒不变的庄严，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子民繁衍传承，生生不息。在往昔，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文明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才开始发生变化。
我今生对教育虔诚的爱，正源自于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因为它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进入西藏公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汉语，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讲。到学校后，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从汉字“你、我、他”，汉话“吃饭、睡觉、你好”开始学起。学校刚筹建，国家又亟需人才，边建设、边教学是当时的教学方针。刚建不久的校舍算不上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但简朴大方、干净整洁。闪着亮光的黑板，乳白色的日光灯，厚重崭新的红木课桌，已经为我们这些学子创造了优雅清静的学习环境。那时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在节衣缩食，国家在咬紧牙关。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槐树花是主食，大米、白面只能偶而吃上一次，每月只有两次荤菜，学生像过年一般盼着这一天。生活纵然是艰难的，但我们是快乐的，因为我们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个感动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我们学生食堂的伙食比教师食堂的好，校长、副校长经常抬着饭碗和学生们一起吃饭。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倪，他个子颇高，走路极快，为人师表，威仪俨然。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他，白天见到他都要绕着走。我们这帮少数民族的学生，从入学的时候开始学说汉话，老师为了鼓励大家大胆说，就给每个学生发十粒黄豆，学生之间在一起交谈时，谁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汉话表述，不小心说出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那就要罚一粒黄豆给对方。一个学期下来，谁的黄豆最多，谁肯定就是汉语说得最流利的学生。倪老师在点我们的黄豆时，要是发现哪位同学没交出几粒黄豆来，他的脸色就显得很严肃认真，我们内心忐忑不安。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使我们5年就学完了初中汉语课程。
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教室里偷着抽烟，远远看见倪老师朝教室走来，吓得我们慌不择路，双双从二楼的窗子跳下，幸好落在树叶塞满的水槽里，没有摔伤；可又怕被倪老师发现，就挣扎着拔腿再跑。其实在倪老师严厉外表下，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对学生慈祥的爱心。晚上当夜幕降临、学生们入睡之后，他就挨个到学生宿舍查铺，轻轻地把被同学们蹬开了的被子重新盖上，把慈父般的大爱深深地融入这悄然无息之中。
我们的汉语老师姓陈，他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藏语，他相貌堂堂、衣冠楚楚，并且能歌善舞，据说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所有同学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同学们从学习到生活也都关怀备至，哪个男生的头发长了，他就帮着理发。在冬天有同学被冻出了鼻涕，他会过来掏出自己的手帕帮你轻轻地擦掉。他们是父亲吗？不是。他们是母亲吗？也不是。但他们胜似父母。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平凡的人格中流淌着高尚，他们情感的严厉中饱含着挚爱，他们朴实的作风中透露着硬朗。他们就是我们最为可亲、可敬、可爱的人，我们永远尊敬他们、爱戴他们、想念他们。至今，他们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他们和颜悦色的敦敦教诲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姓陈，教写作。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能写小说，有人说他是作家，我对此倒没有考证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把全班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就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学生。先发最差的，依次而下，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发。作文后面他都写上评语，一般写上“差、”“好”或是鼓励几句。最差的和最好的，他都写上详细的原因。我和一位女同学的作文经常是最后发，有许多次他亲自将我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他还把我的作文从作文簿里撕下来，连同评语一道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大家看。当时不知是出于上进心，还是出于虚荣心，反正老师这么一鼓励，我可来劲了。3000个单字还没有塞满我那小小的脑袋，就到图书馆借来《红楼梦》、《家》、《春》、《秋》等名著，半通半不通地阅读。除了名著，我喜欢读一些武侠神怪小说，老师把这些书贬为有害的闲书，不准学生阅读。我认识图书馆一位管理员，他是个哑巴，我慢慢地和他交上朋友，连哄带骗从他那里借阅那些禁书来读。又怕被老师发现，白天把书压在褥子里，夜里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读。那时我梦想着将来当个作家，因为作家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神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两字就像灯塔、就似航标，一直引领着我不断进步。从此，写作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我至今不敢以作家自居，可我始终仰慕那些为中国文坛建立起一座座永恒的丰碑、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呕心沥血的作家。
正是这些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我迈出了人生最坚实的第一步。在我的认识中，教育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高级的校舍，也不是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固然它们都很重要，教育最宝贵的财富还是教师，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名师必出高徒，名师托起名校。所谓大学之大，非大楼也，而是有大师也。
据有关资料统计，西藏公学建校50年来，共培养了3万多名各民族学生。在西藏民族学院4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个令人骄傲的数据，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中，三分之一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而西藏近半数地厅级领导干部，以及教育、卫生、科技战线相当一批学科带头人，都出自这所学校。我们说西藏民族学院江山代有才人出，桃李芬芳满天下，绝对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这是每一位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的骄傲，更是母校的光荣，我们由此为母校感到自豪！
此后，我又在西藏民族学院师范专科学习，从此与教育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1973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新闻专业，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步。随后从《西藏日报》开始迈出人生的一个个崭新步履：从一名普通记者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再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是教育给予我动力，让我伴随西藏、云南和祖国的进步而成长。当然，一个人职务的升迁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能力和贡献的高低大小，而孝敬好父母、抚养好子女、善待好邻里以及善良地对待每一位朋友、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同事，一样能体现人生的意义。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专长的不懈钻研，都可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教育使人立德的标志。
在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目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它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如今回想起来还触目惊心。同样，我还看到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更多的人被教育这把金钥匙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藏民族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有关。
来到地处边陲的云南工作，我也看到了许多类似的情形。云南民族众多，26个民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需要不同类型的教育；云南经济落后，政府投入不足，百姓手中缺钱，使校舍简陋、师资短缺；云南山高谷深，全省国土面积94%是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校点多而散，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带着一帮学生的现象仍然存在。云南历届省委政府为教育发展付出了有如精卫填海般的移山心力，可愿望与现实之间还是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高山深谷，生活在红土高原上的各族儿女时刻期盼着，通过发展教育来改变现状，追求未来，反映出人民对教育充满激情、充满渴望、充满期待。
我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使我真正认识了现代教育，也让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哲理，更让我对教育有了由表及里的理解和思索。这让我不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增进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断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坦率地讲，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教育使我学会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教育、感激教育、热爱教育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我从藏北腹地来到陕西咸阳，又从黄土高坡来到首都北京，再到彩云之南，回望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步履，我始终对教育充满着无限的崇仰与感激。在我心中，教育就像高原一般壮阔浩瀚，像哈达一样圣洁高贵。教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它犹如一盏明灯、一座航标，始终映照着人类历史的长河。教育擦亮了文明，教育点燃了希望，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桥梁，它引领着人类一步步从遥远的过去走向现在、再从现在走向未来。当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就可以看到教育就是永不熄灭的火炬，既照亮了历史，又辉映了文明；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教育就是人类文明的纽带，既延续了历史，又传承了文明；我们更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教育就是传说中的那把打开命运之门的金钥匙，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又开启了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之风。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它注定了我这一生要与教育紧密相依，要与教育难分难舍——它让我从一个受教育者开始，又回到教育事业上来。这让我在终身学习、继续接受教育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责任。我先后成为西藏教育发展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名组织者和参与者：1985年起在西藏联系和分管教育多年；2003年，当云南省委、省政府果断做出教育改革决策的时候，重任又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肩上。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领导下，我参与和组织实施了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崇高而惠及子孙的行动。受命以来，虽不至于“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但殚精竭虑，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把满足求学者的愿望、发展教育事业和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使教育逐步成为“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不懈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几十年来，我与教育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少个春秋，我始终对教育发展的方向苦苦思索。走上为官之路以后，文件堆成山、会议开成海，日理万机，应酬颇丰，我没有培养起太多的爱好。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唯有读书、写作成为繁忙工作之余的最好享受，从书本中汲取养分，在实践中丰富智慧，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获取知识成了我最大的幸福源泉。而多年来形成的做笔记的习惯，忠实地记录了我人生历程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自己与古今中外文化大家、教育大家们的一次次心灵和思想的沟通，记录了自己在文化发展、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所思所得，记录了自己一路走过的所见所闻所想。一本本厚厚叠叠的笔记，凝结着我的心路旅程，蕴藏着我的人生感悟。我家虽然有万册书，还未能做到“读万卷书”，但我在文化教育领域所涉足的书籍、著作已汗牛充栋、无法尽数了。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我先后到过50多个国家考察、讲学、访问，其中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埃及、南非、日本、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路所获已远非读几本书所能及。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数不清的新鲜事物，使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读书、写作、走访，都丰富了我的人生，加厚了我的笔记，更增添了我的阅历。
这些年来的涓流积累，已然成为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真诚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分享。文化方面的积累，我已通过《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两本书作奉献给了读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化产业发展论》最近又再版向全国发行，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和一些文化产业研究所已将其作为自己的教辅读物；在教育方面，去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教育改革与发展笔记》一书，让人们来分享一个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文化人的人生情怀，来分享他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对教育最具体、最实在、最鲜活的感悟和认识。这本书作为一个选题，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既定的计划。它的完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上下求索、集腋成裘的结晶，是我多年来对教育的热爱和感恩的点滴回报。
当我要把多年的积累竭力组合成为一本生动流畅、血脉相连的书作时，事情并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容易，成书的过程颇费思索，运笔时感阻滞，处处充满了挑战和不能回避的障碍。说实话，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改革家，我仅仅是一名云南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组织者和亲历者。所以，斟酌再三之后，我选择了笔记体作为《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成书的形式。笔记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它灵活多变，可以史论结合，引言摘句，可以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既能免除我拙力去扮演方家角色的无奈，又能避免我可能会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
除了让人们分享之外，我多么的希望通过《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这本书，与关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关心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人们进行一次沟通和交流，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而有所收获，继而和衷共济，共同把中国和云南的教育事业推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让我们的子孙更好地享受教育这一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被人民出版社列入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作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丛书”的第一部全国发行。让我感到格外欣慰的是，《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一书出版之后，便得到了全国教育界的热烈关注。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学术座谈会，教育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及部分教育研究机构的近三十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家表示这本书立足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以全新理念和宽阔视野，对世界、中国、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又有对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吸收借鉴，还有对当代教育理论的剖析阐述，把历史的厚重性、理论的深刻性、实践的操作性、资料的翔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的特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评中说：“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教育史诗，饱含着作者对教育事业的满怀忠诚和长期关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烈责任感，闪现着作者来源于实践探索的真知灼见，反映出作者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工作者、教育改革组织者、教育实践参与者的独特立论角度。”
我要把这本38万字的《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一书献给母校，献给我敬爱的健在的、不在世的，教过我的、关心过我的、为我操过心的、为我担忧过的，哪怕是只道过一句微不足道的问候的老师们。写到此处，我收到了大洋彼岸美国康纳出版传媒公司的签约函。我和白桦老师、何真女士合著的20集电视文学剧本《驼峰飞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美国传媒的关注，他们将翻译成英文出版并搬上荧屏。我并不完全是西藏民族学院的高才生，我对母校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我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一刻也没有改变过，犹如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一样永远无法改变。
想到这里，我越来越多地回忆起那些教过我的老师来。他们的身影依次浮现在眼前，我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我今天的一切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我尤其怀念那些离开人世到达彼岸的老师，比如，戴着黑框深度近视眼镜、腋下始终夹着皮包的张老师；经常身着灰布衣衫、脚穿圆口布鞋的高老师；说话有点磕巴、几缕白须飘拂胸前的周老师；还有邓老师、王老师……当我每次听到有哪一位老师不幸辞世时，总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多于忆念。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但是，我的这些老师走过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之路，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疚于地。我对先走的老师们的缅怀犹如烈酒、犹如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的视线模糊了，泪水顺着面颊不断地往下流。今天只有把自己的哀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岁月如梭，人世沧桑，我已经渐入老境。我以一个成熟的人生，回忆、怀念我那些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人间的老师。他们对西藏民族学院这所远离辖地、困难重重、独具特色的学校，爱校如家，为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为学校的荣誉增光添彩；他们对那些天真而幼稚的学生，呵护有加，光风霁月、菩萨慈眉；他们对伤天害理的丑恶行径又是那样的嫉恶如仇、横眉冷对、金刚怒目。在我的认识里，那时的老师对上级没有阿谀奉承、媚俗取巧的习惯；对同事没有投机说谎、装腔作势的作风。所有老师几乎都淡泊名利，评职称他们你推我让，提工资他们相互谦让，提了职务的没有见哪个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像今天一获晋升就摆宴席、庆贺荣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无知者的无耻之尤了。
我始终认为，学府就是学府，不是商府、更不是官府。教师就是教师，应该把教书育人、钻研学问，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既是好事，也令人忧思。如果哪一天商品交换的规则渗透到官场学府，那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良心的缺失；如果一所学府，出现入学等价交换，学历明码标价，学位讨价还价，那它就变成“商府”了。同样，一所学府，出现校长一屋子，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那它也就变成官府了。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许不会有这一天，但愿只是我的多虑和杞人忧天。
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学府就是要培养这样有气节的人文精神。他们的可敬，他们的可爱，与天地日月同辉。我祝愿那些仍然健在的老师们，要始终保持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天天快乐、年年健康，充满信心地过上88岁的“米寿”，仰望108岁的“茶寿”。
我想起故乡的那些参天古树，当它还是一棵幼苗的时候，从石头缝中顽强生出，尽管缺少土壤，缺少阳光，但它以令人震惊的毅力，冲破挤压，弯弯曲曲地、忍辱负重地长成了一棵坚韧挺拔的大树。茂盛的枝叶，供人们乘凉，干枯的树枝，供人们取暖。如果人们还要向它索取，树干可以改作木材，树根可以投进火塘，给人间带去最后的温暖。这棵树就是我求学经历中所理解的老师形象。
回眸历史，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类历史万古不息，奔流至今，不知有多少文明苍烟落照、悄然逝去，又不知有多少伟烈丰功光华散尽、雄风不再，成为只有少数智者笔下荡出的浪花，成为历史星空中一划而过的细雨流星。但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灿烂夺目的景象：远离文明碎片，一刻也未被人类淡忘的，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一起跳动的，并且越来越溢射出迷人光芒的，唯有教育。从人类第一所学校诞生以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幻，政治风雨如何飘摇，经济大潮如何动荡，城头大旗如何变换，教育这一人类文明的永不熄灭的火炬，都是春秋代序，薪火相传，世世代代，延绵不绝。
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语把‘恩’和‘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这是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我一向认为，知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人人都应该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那种背槽抛粪、忘恩负义的人，即便他是高官显贵、是富翁商贾，他的脑袋也是一个粪坑。
今年，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已经跨入了“知天命”之年，50年的风雨岁月已使她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成长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高校。最近，我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看看我那朝思暮想的恩师以及流连难舍的校园。令我欣喜不已的是，见到了今年已93岁高龄的王静之，是我在校时的校长；86岁高龄的汪文彬，是我在校时的系主任；77岁的陈钦甫，是我在校时的老师；还有张老师、王老师、刘老师……看着一个个早已两鬓斑白满头银丝、脸上饱含着岁月沧桑，但身体依然硬朗的恩师们，我的心中涌起了阵阵喜悦与激动。无论时光如何飞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们都是问心无愧的。他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子，把自己的青春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生，奉献给了学校，自己却渐渐走向了暮年。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一名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优秀品质。我一一地看望了每一位仍然健在的班上老师，并且邀请曾经给予我教诲的十多位老师一起相聚就餐。忆当年、看今朝，叙旧情、谈当下，他们都是年近80的老人了，好在大多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谈笑风生，身体健康。我在高兴之余，也有几分担忧，我不知道我和老师们的下一次相聚会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下一次相聚时能不能看到每一位老师都还如此。
我漫步在母校的校园里，一点一滴追寻着过去，感受着几十年来的惊人变化。过去尘土飞扬的泥土球场，现在已被绿草茵茵的体育场所取代；一座座气派不凡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过去的平房矮棚已荡然无存，当年仅存的几幢教学楼虽然依旧古朴端庄，但内外装修，已披上漂亮的新装；一排排整洁茂盛的林荫大树，取代了过去凌乱不堪的电线杆子；当时略显苍凉的校园，如今却是一派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小桥流水的动人景象。我感叹于母校的巨变，也为现在的学子们能够在如此优美的环境里求学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无法尽数报答母校、老师们的恩情，但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始终关心、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变化，我也会始终牢记着母校对我的教育之恩，始终牢记着母校老师们对我的教诲之情。
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你们抚育的学子，已经走过了60年的漫长人生旅途，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风雨雷电之后，往往是明媚阳光。我回顾自己的一生，值得稍稍欣慰的是：在风华正茂、前程似锦，人生得意马蹄欢时，我没有高傲自大、沾沾自喜；在人生道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甚至堕入泥潭时，我也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因为老师常说，要淡泊名利，欲望越小，人生就会越幸福。我知道，一个小小的石洞最容易被填满，而浩瀚无垠的大海却永远无法续满。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一瞬间又要赤条条离开。其实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没有一样最终还能属于自己，只是有的暂时被你所有，有的暂时寄存在你这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你能够带走呢？你的钱、你的房、你的车，你的一切究竟物归何主还未可知。至于名誉、地位，更是如行云流水，如昙花一现，去留无形。有的人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追求名誉、官职、地位，到头来，这一生全是烦恼和忧虑、痛苦与悲痛，难以摆脱。官职其实就像一件衣服，你穿上了它就是，脱了就不是。有哪一件衣服能够穿一辈子呢？“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人生功名富贵，本就是身外之物。我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岗位上历练本领，磨砺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为的就是追求当年在学校立下的目标，做一个善良的人、诚实的人。
回忆虽然如云如烟，感情都是真实的。文体是散文、还是杂文，抑或是纪实文，我并没有考虑，只是想把我最真实的情感自由地表达出来，把对母校、对老师、对教育的深深挚情充分地抒发出来，这对我就足够了。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由邓小平题名、创建于古都咸阳的西藏公学（后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是我认识和接受现代教育的开端，同时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藏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莘莘学子的母校。对于母校，我有着忠诚而又炽热的赤子情怀。
西藏公学创建之初，有人说它是“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也不像中学；既不像大学，也不像干校。有人对这话很反感，也有人对此感到很新奇。有人对这所独特的学校进行深思，也有人对它进行研究。直到现在，人们也无法给当时的西藏公学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因为它是那样的特殊，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恐怕也难找出第二所这样的学校。其实学校究竟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而我们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西藏公学培养了一大批在西藏乃至全国都是拔尖的、一流的人才，其中已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就有30多人。这关键是，西藏公学在建校伊始就拥有一支经过革命战火锤炼的干部队伍和一支从全国各著名高等院校毕业的业务过硬、作风正派、情操高尚、诲人不倦的优秀教师队伍。
在建校两年之后的1960年，我便从藏北草原深处的一所古寺中，脱去袈裟，先走路、后骑马、再坐车，最后乘火车，历时两个多月，行程近3000公里才来到这所学校。那一年，我仅仅13岁。
我刚进校时，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学习课程有高有低。有年近40的中年人，也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有的刚读小学课本，有的已经在攻读大学课程。有许多学生是刚放下牧鞭的放牧孩子、是刚离开农舍的放猪娃子，也有刚脱下袈裟的贫穷喇嘛，还有的是从县级领导岗位上来到学校进修补课的。你说，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在雪域西藏，圣洁的珠穆朗玛直插云霄，俯瞰着藏区大地。千百年来，它以其永恒不变的庄严，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子民繁衍传承，生生不息。在往昔，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文明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才开始发生变化。
我今生对教育虔诚的爱，正源自于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因为它不仅是我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我人生历程迈出的第一步，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进入西藏公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汉语，连一句汉话都不会讲。到学校后，我开始学习汉语拼音，从汉字“你、我、他”，汉话“吃饭、睡觉、你好”开始学起。学校刚筹建，国家又亟需人才，边建设、边教学是当时的教学方针。刚建不久的校舍算不上富丽堂皇、宏伟壮观，但简朴大方、干净整洁。闪着亮光的黑板，乳白色的日光灯，厚重崭新的红木课桌，已经为我们这些学子创造了优雅清静的学习环境。那时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在节衣缩食，国家在咬紧牙关。师生每天一律只吃两餐，玉米、红薯、槐树花是主食，大米、白面只能偶而吃上一次，每月只有两次荤菜，学生像过年一般盼着这一天。生活纵然是艰难的，但我们是快乐的，因为我们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个感动我至今难忘，那就是我们学生食堂的伙食比教师食堂的好，校长、副校长经常抬着饭碗和学生们一起吃饭。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倪，他个子颇高，走路极快，为人师表，威仪俨然。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同学们都有点怕他，白天见到他都要绕着走。我们这帮少数民族的学生，从入学的时候开始学说汉话，老师为了鼓励大家大胆说，就给每个学生发十粒黄豆，学生之间在一起交谈时，谁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汉话表述，不小心说出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那就要罚一粒黄豆给对方。一个学期下来，谁的黄豆最多，谁肯定就是汉语说得最流利的学生。倪老师在点我们的黄豆时，要是发现哪位同学没交出几粒黄豆来，他的脸色就显得很严肃认真，我们内心忐忑不安。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使我们5年就学完了初中汉语课程。
记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学在教室里偷着抽烟，远远看见倪老师朝教室走来，吓得我们慌不择路，双双从二楼的窗子跳下，幸好落在树叶塞满的水槽里，没有摔伤；可又怕被倪老师发现，就挣扎着拔腿再跑。其实在倪老师严厉外表下，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对学生慈祥的爱心。晚上当夜幕降临、学生们入睡之后，他就挨个到学生宿舍查铺，轻轻地把被同学们蹬开了的被子重新盖上，把慈父般的大爱深深地融入这悄然无息之中。
我们的汉语老师姓陈，他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藏语，他相貌堂堂、衣冠楚楚，并且能歌善舞，据说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所有同学都特别喜欢他，他对同学们从学习到生活也都关怀备至，哪个男生的头发长了，他就帮着理发。在冬天有同学被冻出了鼻涕，他会过来掏出自己的手帕帮你轻轻地擦掉。他们是父亲吗？不是。他们是母亲吗？也不是。但他们胜似父母。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平凡的人格中流淌着高尚，他们情感的严厉中饱含着挚爱，他们朴实的作风中透露着硬朗。他们就是我们最为可亲、可敬、可爱的人，我们永远尊敬他们、爱戴他们、想念他们。至今，他们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他们和颜悦色的敦敦教诲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
就我个人而言，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姓陈，教写作。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能写小说，有人说他是作家，我对此倒没有考证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把全班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就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学生。先发最差的，依次而下，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发。作文后面他都写上评语，一般写上“差、”“好”或是鼓励几句。最差的和最好的，他都写上详细的原因。我和一位女同学的作文经常是最后发，有许多次他亲自将我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他还把我的作文从作文簿里撕下来，连同评语一道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大家看。当时不知是出于上进心，还是出于虚荣心，反正老师这么一鼓励，我可来劲了。3000个单字还没有塞满我那小小的脑袋，就到图书馆借来《红楼梦》、《家》、《春》、《秋》等名著，半通半不通地阅读。除了名著，我喜欢读一些武侠神怪小说，老师把这些书贬为有害的闲书，不准学生阅读。我认识图书馆一位管理员，他是个哑巴，我慢慢地和他交上朋友，连哄带骗从他那里借阅那些禁书来读。又怕被老师发现，白天把书压在褥子里，夜里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读。那时我梦想着将来当个作家，因为作家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神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两字就像灯塔、就似航标，一直引领着我不断进步。从此，写作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我至今不敢以作家自居，可我始终仰慕那些为中国文坛建立起一座座永恒的丰碑、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呕心沥血的作家。
正是这些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我迈出了人生最坚实的第一步。在我的认识中，教育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高级的校舍，也不是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固然它们都很重要，教育最宝贵的财富还是教师，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名师必出高徒，名师托起名校。所谓大学之大，非大楼也，而是有大师也。
据有关资料统计，西藏公学建校50年来，共培养了3万多名各民族学生。在西藏民族学院4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个令人骄傲的数据，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干部中，三分之一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而西藏近半数地厅级领导干部，以及教育、卫生、科技战线相当一批学科带头人，都出自这所学校。我们说西藏民族学院江山代有才人出，桃李芬芳满天下，绝对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这是每一位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的骄傲，更是母校的光荣，我们由此为母校感到自豪！
此后，我又在西藏民族学院师范专科学习，从此与教育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1973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新闻专业，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步。随后从《西藏日报》开始迈出人生的一个个崭新步履：从一名普通记者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再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是教育给予我动力，让我伴随西藏、云南和祖国的进步而成长。当然，一个人职务的升迁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能力和贡献的高低大小，而孝敬好父母、抚养好子女、善待好邻里以及善良地对待每一位朋友、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同事，一样能体现人生的意义。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专长的不懈钻研，都可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教育使人立德的标志。
在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目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它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如今回想起来还触目惊心。同样，我还看到了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后，更多的人被教育这把金钥匙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藏民族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有关。
来到地处边陲的云南工作，我也看到了许多类似的情形。云南民族众多，26个民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需要不同类型的教育；云南经济落后，政府投入不足，百姓手中缺钱，使校舍简陋、师资短缺；云南山高谷深，全省国土面积94%是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校点多而散，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带着一帮学生的现象仍然存在。云南历届省委政府为教育发展付出了有如精卫填海般的移山心力，可愿望与现实之间还是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高山深谷，生活在红土高原上的各族儿女时刻期盼着，通过发展教育来改变现状，追求未来，反映出人民对教育充满激情、充满渴望、充满期待。
我在母校几年的学习和生活，使我真正认识了现代教育，也让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哲理，更让我对教育有了由表及里的理解和思索。这让我不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增进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断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坦率地讲，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教育使我学会了在以后的工作中关注教育、感激教育、热爱教育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我从藏北腹地来到陕西咸阳，又从黄土高坡来到首都北京，再到彩云之南，回望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步履，我始终对教育充满着无限的崇仰与感激。在我心中，教育就像高原一般壮阔浩瀚，像哈达一样圣洁高贵。教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它犹如一盏明灯、一座航标，始终映照着人类历史的长河。教育擦亮了文明，教育点燃了希望，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桥梁，它引领着人类一步步从遥远的过去走向现在、再从现在走向未来。当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就可以看到教育就是永不熄灭的火炬，既照亮了历史，又辉映了文明；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教育就是人类文明的纽带，既延续了历史，又传承了文明；我们更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教育就是传说中的那把打开命运之门的金钥匙，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又开启了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之风。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它注定了我这一生要与教育紧密相依，要与教育难分难舍——它让我从一个受教育者开始，又回到教育事业上来。这让我在终身学习、继续接受教育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责任。我先后成为西藏教育发展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名组织者和参与者：1985年起在西藏联系和分管教育多年；2003年，当云南省委、省政府果断做出教育改革决策的时候，重任又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我肩上。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领导下，我参与和组织实施了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崇高而惠及子孙的行动。受命以来，虽不至于“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但殚精竭虑，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把满足求学者的愿望、发展教育事业和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使教育逐步成为“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不懈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几十年来，我与教育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少个春秋，我始终对教育发展的方向苦苦思索。走上为官之路以后，文件堆成山、会议开成海，日理万机，应酬颇丰，我没有培养起太多的爱好。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唯有读书、写作成为繁忙工作之余的最好享受，从书本中汲取养分，在实践中丰富智慧，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获取知识成了我最大的幸福源泉。而多年来形成的做笔记的习惯，忠实地记录了我人生历程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自己与古今中外文化大家、教育大家们的一次次心灵和思想的沟通，记录了自己在文化发展、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所思所得，记录了自己一路走过的所见所闻所想。一本本厚厚叠叠的笔记，凝结着我的心路旅程，蕴藏着我的人生感悟。我家虽然有万册书，还未能做到“读万卷书”，但我在文化教育领域所涉足的书籍、著作已汗牛充栋、无法尽数了。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我先后到过50多个国家考察、讲学、访问，其中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埃及、南非、日本、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路所获已远非读几本书所能及。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数不清的新鲜事物，使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读书、写作、走访，都丰富了我的人生，加厚了我的笔记，更增添了我的阅历。
这些年来的涓流积累，已然成为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真诚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分享。文化方面的积累，我已通过《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两本书作奉献给了读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化产业发展论》最近又再版向全国发行，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和一些文化产业研究所已将其作为自己的教辅读物；在教育方面，去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教育改革与发展笔记》一书，让人们来分享一个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文化人的人生情怀，来分享他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对教育最具体、最实在、最鲜活的感悟和认识。这本书作为一个选题，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既定的计划。它的完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上下求索、集腋成裘的结晶，是我多年来对教育的热爱和感恩的点滴回报。
当我要把多年的积累竭力组合成为一本生动流畅、血脉相连的书作时，事情并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容易，成书的过程颇费思索，运笔时感阻滞，处处充满了挑战和不能回避的障碍。说实话，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改革家，我仅仅是一名云南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组织者和亲历者。所以，斟酌再三之后，我选择了笔记体作为《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成书的形式。笔记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它灵活多变，可以史论结合，引言摘句，可以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既能免除我拙力去扮演方家角色的无奈，又能避免我可能会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
除了让人们分享之外，我多么的希望通过《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这本书，与关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关心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人们进行一次沟通和交流，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而有所收获，继而和衷共济，共同把中国和云南的教育事业推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让我们的子孙更好地享受教育这一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被人民出版社列入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作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丛书”的第一部全国发行。让我感到格外欣慰的是，《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一书出版之后，便得到了全国教育界的热烈关注。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学术座谈会，教育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及部分教育研究机构的近三十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专家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家表示这本书立足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以全新理念和宽阔视野，对世界、中国、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又有对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吸收借鉴，还有对当代教育理论的剖析阐述，把历史的厚重性、理论的深刻性、实践的操作性、资料的翔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的特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评中说：“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教育史诗，饱含着作者对教育事业的满怀忠诚和长期关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烈责任感，闪现着作者来源于实践探索的真知灼见，反映出作者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工作者、教育改革组织者、教育实践参与者的独特立论角度。”
我要把这本38万字的《为了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一书献给母校，献给我敬爱的健在的、不在世的，教过我的、关心过我的、为我操过心的、为我担忧过的，哪怕是只道过一句微不足道的问候的老师们。写到此处，我收到了大洋彼岸美国康纳出版传媒公司的签约函。我和白桦老师、何真女士合著的20集电视文学剧本《驼峰飞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美国传媒的关注，他们将翻译成英文出版并搬上荧屏。我并不完全是西藏民族学院的高才生，我对母校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我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一刻也没有改变过，犹如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一样永远无法改变。
想到这里，我越来越多地回忆起那些教过我的老师来。他们的身影依次浮现在眼前，我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我今天的一切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我尤其怀念那些离开人世到达彼岸的老师，比如，戴着黑框深度近视眼镜、腋下始终夹着皮包的张老师；经常身着灰布衣衫、脚穿圆口布鞋的高老师；说话有点磕巴、几缕白须飘拂胸前的周老师；还有邓老师、王老师……当我每次听到有哪一位老师不幸辞世时，总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多于忆念。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但是，我的这些老师走过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之路，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疚于地。我对先走的老师们的缅怀犹如烈酒、犹如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的视线模糊了，泪水顺着面颊不断地往下流。今天只有把自己的哀思从心头移到纸上，如此而已。
岁月如梭，人世沧桑，我已经渐入老境。我以一个成熟的人生，回忆、怀念我那些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人间的老师。他们对西藏民族学院这所远离辖地、困难重重、独具特色的学校，爱校如家，为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为学校的荣誉增光添彩；他们对那些天真而幼稚的学生，呵护有加，光风霁月、菩萨慈眉；他们对伤天害理的丑恶行径又是那样的嫉恶如仇、横眉冷对、金刚怒目。在我的认识里，那时的老师对上级没有阿谀奉承、媚俗取巧的习惯；对同事没有投机说谎、装腔作势的作风。所有老师几乎都淡泊名利，评职称他们你推我让，提工资他们相互谦让，提了职务的没有见哪个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像今天一获晋升就摆宴席、庆贺荣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无知者的无耻之尤了。
我始终认为，学府就是学府，不是商府、更不是官府。教师就是教师，应该把教书育人、钻研学问，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既是好事，也令人忧思。如果哪一天商品交换的规则渗透到官场学府，那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良心的缺失；如果一所学府，出现入学等价交换，学历明码标价，学位讨价还价，那它就变成“商府”了。同样，一所学府，出现校长一屋子，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那它也就变成官府了。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许不会有这一天，但愿只是我的多虑和杞人忧天。
刚正不阿的铮铮铁骨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学府就是要培养这样有气节的人文精神。他们的可敬，他们的可爱，与天地日月同辉。我祝愿那些仍然健在的老师们，要始终保持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天天快乐、年年健康，充满信心地过上88岁的“米寿”，仰望108岁的“茶寿”。
我想起故乡的那些参天古树，当它还是一棵幼苗的时候，从石头缝中顽强生出，尽管缺少土壤，缺少阳光，但它以令人震惊的毅力，冲破挤压，弯弯曲曲地、忍辱负重地长成了一棵坚韧挺拔的大树。茂盛的枝叶，供人们乘凉，干枯的树枝，供人们取暖。如果人们还要向它索取，树干可以改作木材，树根可以投进火塘，给人间带去最后的温暖。这棵树就是我求学经历中所理解的老师形象。
回眸历史，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类历史万古不息，奔流至今，不知有多少文明苍烟落照、悄然逝去，又不知有多少伟烈丰功光华散尽、雄风不再，成为只有少数智者笔下荡出的浪花，成为历史星空中一划而过的细雨流星。但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灿烂夺目的景象：远离文明碎片，一刻也未被人类淡忘的，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一起跳动的，并且越来越溢射出迷人光芒的，唯有教育。从人类第一所学校诞生以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幻，政治风雨如何飘摇，经济大潮如何动荡，城头大旗如何变换，教育这一人类文明的永不熄灭的火炬，都是春秋代序，薪火相传，世世代代，延绵不绝。
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语把‘恩’和‘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这是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我一向认为，知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人人都应该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那种背槽抛粪、忘恩负义的人，即便他是高官显贵、是富翁商贾，他的脑袋也是一个粪坑。
今年，我的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已经跨入了“知天命”之年，50年的风雨岁月已使她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成长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高校。最近，我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看看我那朝思暮想的恩师以及流连难舍的校园。令我欣喜不已的是，见到了今年已93岁高龄的王静之，是我在校时的校长；86岁高龄的汪文彬，是我在校时的系主任；77岁的陈钦甫，是我在校时的老师；还有张老师、王老师、刘老师……看着一个个早已两鬓斑白满头银丝、脸上饱含着岁月沧桑，但身体依然硬朗的恩师们，我的心中涌起了阵阵喜悦与激动。无论时光如何飞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们都是问心无愧的。他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子，把自己的青春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生，奉献给了学校，自己却渐渐走向了暮年。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一名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优秀品质。我一一地看望了每一位仍然健在的班上老师，并且邀请曾经给予我教诲的十多位老师一起相聚就餐。忆当年、看今朝，叙旧情、谈当下，他们都是年近80的老人了，好在大多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谈笑风生，身体健康。我在高兴之余，也有几分担忧，我不知道我和老师们的下一次相聚会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下一次相聚时能不能看到每一位老师都还如此。
我漫步在母校的校园里，一点一滴追寻着过去，感受着几十年来的惊人变化。过去尘土飞扬的泥土球场，现在已被绿草茵茵的体育场所取代；一座座气派不凡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过去的平房矮棚已荡然无存，当年仅存的几幢教学楼虽然依旧古朴端庄，但内外装修，已披上漂亮的新装；一排排整洁茂盛的林荫大树，取代了过去凌乱不堪的电线杆子；当时略显苍凉的校园，如今却是一派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小桥流水的动人景象。我感叹于母校的巨变，也为现在的学子们能够在如此优美的环境里求学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无法尽数报答母校、老师们的恩情，但我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始终关心、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变化，我也会始终牢记着母校对我的教育之恩，始终牢记着母校老师们对我的教诲之情。
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你们抚育的学子，已经走过了60年的漫长人生旅途，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风雨雷电之后，往往是明媚阳光。我回顾自己的一生，值得稍稍欣慰的是：在风华正茂、前程似锦，人生得意马蹄欢时，我没有高傲自大、沾沾自喜；在人生道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甚至堕入泥潭时，我也没有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因为老师常说，要淡泊名利，欲望越小，人生就会越幸福。我知道，一个小小的石洞最容易被填满，而浩瀚无垠的大海却永远无法续满。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一瞬间又要赤条条离开。其实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没有一样最终还能属于自己，只是有的暂时被你所有，有的暂时寄存在你这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你能够带走呢？你的钱、你的房、你的车，你的一切究竟物归何主还未可知。至于名誉、地位，更是如行云流水，如昙花一现，去留无形。有的人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追求名誉、官职、地位，到头来，这一生全是烦恼和忧虑、痛苦与悲痛，难以摆脱。官职其实就像一件衣服，你穿上了它就是，脱了就不是。有哪一件衣服能够穿一辈子呢？“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人生功名富贵，本就是身外之物。我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岗位上历练本领，磨砺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为的就是追求当年在学校立下的目标，做一个善良的人、诚实的人。
回忆虽然如云如烟，感情都是真实的。文体是散文、还是杂文，抑或是纪实文，我并没有考虑，只是想把我最真实的情感自由地表达出来，把对母校、对老师、对教育的深深挚情充分地抒发出来，这对我就足够了。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