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80年代西藏长篇小说创作
胡沛萍 于宏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是西藏当代文学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方面体现在作家文学观念和文学视野的转变与拓展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各类文学体裁的不断丰富与壮大上。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创作，都逐渐走上了规模化的创作道路，越来越显示出自信、成熟的风范与气度。除戏剧创作相对薄弱一些之外，诗歌领域出现了汪承栋、吴雨初、马丽华、摩萨、杨丛彪、贺中、加央西热、蔡椿芳、杨晓敏、周长海、王远舟等优秀诗人；散文领域出现了赤烈曲扎、李佳俊、范向东、次仁玉珍、廖东凡、李雅平、龚巧明等为代表的注重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创作；，小说领域更是成绩卓著，出现了德吉措姆、丹增、扎西达娃、马原、色波、金志国、通嘎、子文、冯良、李双焰、佘学先、叶玉林等一大批优秀作家。毫无疑问，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成绩，有力地彰显了西藏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所达到的高度。但是，体现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否能够全面发展和有所突破，不能缺少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因此，如果没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总会给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留下一些缺憾。毕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中短篇小说，受限于篇幅，其容量是有限的，在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和社会问题时，往往会力不从心，只能精简缩编，给人留下大致的轮廓。如扎西达娃的代表性作品《西藏，隐秘岁月》。尽管这篇小说以简洁的叙述浓缩了西藏高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西藏高原缓慢而坚韧地探索、进步的历史身影；也因其艺术手法上的新颖奇崛而呈现了西藏地域文学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但其选题阔大厚重而叙述粗略模糊的行文，也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小说中提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但都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没来得及深入开掘。我们当然不能指责，像扎西达娃这样有才华的作家，居然在他创作风头正劲的80年代没有耐心把这样好的历史题材拓展、演绎为一部历史场面更为阔大，历史内涵更为丰富的长篇小说；[①]因为，如何创作，选择什么样的形式体裁，是作家个人的自由，它与作家的个人艺术喜好密切相关，也与作家彼时彼地的精神状态和知识、生活积累有关，还与作家对历史、现实的认识理解和态度有关。与扎西达娃同年龄段的那一批作家，选择他们喜欢的、适合个人艺术趣味的形式去创作，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以横向的、比较的眼光看，从某一时期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角度而言，作家有责任做一些必要的突破与探索，为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文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尝试既是对作家艺术才华和创作能力的考验，也是其艺术抱负和理想的展现。因此，它在体现作家的艺术责任的同时，也是对此一时期文学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的一种衡量。由于此，出现几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来说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坛，一些作家意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因此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正是作家历史责任感和艺术雄心的迸发，加上80年代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经验上的积累与刺激，西藏长篇小说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先后出现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包括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叶玉林的《雪山强人》，秦文玉的《女活佛》，朗顿•班觉的《绿松石》，单超的《活鬼谷》、《布达拉的枪声》，苏策的《远山在落雪》等。
虽然十年时间内只有十多部长篇小说，平均每年不到两部；但对于文学根基本身就比较薄弱的西藏文坛来说，这个数目已经相当可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纵向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算起，西藏当代文学才进入草创时期。此时的西藏文学的发展态势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用母语创作的西藏本土作家不多，且多以诗歌创作为主；另一方面，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多为随军进藏的军旅作家，创作不是他们的本行，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文学新手。以当时西藏文坛上的作家构成来看，其创作基础是相对薄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军旅作家能够在肩负革命战斗任务和政治宣传工作的空隙里挤出时间“泼墨挥毫”，进行文艺创作，实在是难得的艺术“雅兴”，尽管这种“雅兴”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作为文艺宣传队成员的徐怀中能够创作出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可以说是西藏文坛的一个巨大成果。然而，这部长篇小说并不能掩饰西藏当代文学根基薄弱的事实。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藏文学与全国各地的文学一样，处于了停滞状态。新时期开始后，西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一道逐渐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在小心谨慎中摸索、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可以说，西藏文学直到此时，才走上了比较正常的、独立的发展道路。由此看来，新时期之前的当代西藏文学基础之薄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这不但体现在其独立发展的时间之短暂，大概只有六七年之久；也体现在创作经验之严重不足。作为一种地域性和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别样文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影响和支配文学创作方向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选择的是单一化、实用化、功利化的道路。文学审美取向和题材选择几乎是被规定了的，这就决定了作家们的创作经验，包括文学观念、表现手法、主题表达等方面，都将受到很大的“先天性”制约。创作经验的不足和艺术视野的狭窄，必然会影响作家创作能力的提升，自然也就会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关于这种因果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横向比较来做一些说明。
“五四”时期是我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文学由此告别古典时期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创作的新纪元。创制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意味着要开辟一种新的文学路径。如何开辟则需要不断地探索、寻找。“五四”先驱们为此而作出了艰难的努力。在“五四”时期，也就是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先驱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领域，都涌现出了重要的作家、作品。诸如鲁迅、郭沫若、叶绍钧、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田汉等作家；《狂人日记》、《凤凰涅槃》、《潘先生在难中》、《背影》、《沉沦》、《再别康桥》、《获虎之夜》等作品。毫无疑问，“五四”时期的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艺术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创作处于“百家争鸣”、“百花开放”，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都诞生了非常成熟的代表性作品的文学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长篇小说却显得异常冷清，只有区区的几个作家做过一些并不十分成功的尝试。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未能在“五四”这一文学发展的拓荒时期出现创作高潮自然有着诸多原因，而作家创作经验的不足，对新的符号工具的掌控、运用上的欠成熟、不顺畅，以及艺术视野上的不够开阔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由此看来，比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更需要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生活体验作为支撑的长篇小说，不能在短时间内走向繁荣，与特定时期作家们创作视野的宽窄、创作空间的大小、创作经验的贫富，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西藏当代长篇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像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那样呈现出强劲势头，也算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
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尽管长篇小说没有像中短篇小说那样呈现出凶猛的发展势头，并引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时代风潮。但就这一阶段所出现的十多部长篇来说，其包蕴的历史内涵和审美意蕴还是值得关注与肯定的。分析、探究它们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形态和表现出的一些鲜明的审美倾向，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长篇小说自身的一些社会文化内涵，也能够帮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风貌。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取向和审美特征。
第一，作家生活经历的大致相同决定了作品题材选择上的相似性。这一时期问世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在身份上有着大致相似的背景。具体而言就是，绝大多数都来自革命队伍，经受过革命斗争的洗礼，他们的人生经历都与社会政治活动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这既是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体性因素，也影响、决定了当时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和主题表达。无论是创作了《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降边嘉措，还是创作了《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菩萨的圣地》等小说的益希单增，抑或是《绿松石》的作者朗顿·班觉，都是西藏历史巨变的见证人。不同的是，降边嘉措、益希单增来自底层，而朗顿·班觉来自上层。但不管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他们都亲身经历或见证了一段在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巨变。其他作家，如秦文玉、范向东、单超、苏策等，尽管没有亲身经历或亲眼见证那场改变西藏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事件，但深受革命思想意识熏陶的他们，在精神方向上与前面三位作者其实是大体一致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创作在总体精神主旨上都表现出了那个时代革命历史小说所遵循的艺术取向，都以艺术的方式演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种情形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降边嘉措和益西单增的创作之中。
第二，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艺术追求是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整体审美风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藏文学在许多方面与内地当代文学有着相似、相通、相同之处。尤其是在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当代文学，无论是在主题表达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都与内地当代文学有着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上的同一性。
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革命历史题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小说创作类型，尤其是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这一阶段，即文学史上称作“十七年”的文学发展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占据了大壁江山——既包括长篇小说，也包括中短篇小说。它们的出现、繁荣，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也留下了一些遗憾。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出现与繁荣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促进，也有文学创作主体自我选择和自我表达的原因。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类小说主要讲述的是革命之所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遭受种种挫折，但必将取得胜利，从而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在政治上对文学的一种要求，也是获得了新生的中国人民集体性的精神需求。从文学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一幕幕浴血奋战、舍生入死的动人故事，一桩桩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是构成中国近百年历史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一切都为建国后的文学创作，积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素材。刚刚从血雨腥风的革命历程中走过来的大批作家，几乎是本能地选择了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有着血脉联系的革命历史题材，他们需要言说个人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需要表达自己历尽艰辛之后取得成功的喜悦与自豪。可以说，是革命斗争这种特定的历史经验在特定的时期决定了创作主体的艺术选择。当然，那个时期，并不仅仅存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
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相对缓慢，在内地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60年代，西藏革命依然在继续，历史进程还没有为作家们提供可资利用有效素材。新时期之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历史终于在人们的眼前呈现出了清晰的面孔。那些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追求进步、反抗外敌、推翻反动统治、解放民族等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文学爱好者，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以胜利者的姿态深情回望那段戎马倥偬的艰辛岁月，以历史主人的身份书写那段包蕴着历史必然性但又曲折坎坷的历史片段。在创作理念上，他们显然既受到了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影响，也从西藏独特的革命历程那里获得丰富资源。由于此，他们的创作在艺术动机、精神内质和艺术风貌上既与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也呈现出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就艺术动机而言，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揭示西藏人民近代以来追求进步、谋求发展，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建立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创作来表达他们对民族历史发展的认识与理解，以求通过文学创作来“记录”历史片段，让后人了解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就精神内质和艺术风貌而言，他们都包蕴着积极乐观的历史进化论倾向和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历史的进步不容怀疑，旧制度的灭亡，新制度的诞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这是他们作品中包蕴的最根本的历史观；力求客观如实地反映历史进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他们内在化了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多部长篇小说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气质。
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长篇小说尽管在数量上并不繁盛，艺术质量上也还没有达到上乘，但仅有的这些作品，还是显示出了那个时代西藏文学在长篇创作领域能够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以历史地眼光加以审视，这些长篇小说的出现还是有着很大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意义的。
第一，这些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再现”、演绎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藏人民寻求发展、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风雨历程。借助这些浓缩了一定历史内容的艺术作品，可以管窥到西藏近代以来的革命历程。如果按照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年代为时间顺序做一排列的话就会发现，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迷茫的大地》、《绿松石》到《格桑梅朵》、《女活佛》、《布达拉的枪声》等作品，以西藏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所经历的时间为序，对近代西藏历史进程做出了艺术化概括。把这些作品中所讲述的历史内容串联起来，大致可以梳理出近百年来西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可以说，这些作品以题材选择上所具有的相对开阔的历史视野和艺术表现上追求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形象生动地演绎了近代以来西藏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研读这些作品究能够发现，在历史史料之外，它们为人们了解、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第二，这批作品塑造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西藏文学的艺术内涵。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首先是，这些人物是西藏文学史上从没出现过的崭新的艺术形象。西藏文学（在古代也可说是藏族文学）有着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传记文学、戏剧和小说方面，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一些作品塑造了不少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人物形象，诸如传记人物米拉日巴、玛尔巴、多仁班智达等，小说人物勋努达美、郑宛达瓦等，戏剧人物诺桑王子、囊萨雯波等。这些人物形象既有高官达贵，也有底层人物；既有宗教人士，也有凡夫俗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西藏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但是这些人物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无一不是作者用来宣扬宗教教义和伦理的工具。这种审美定势是由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妄下论断，但其造成的人物形象审美内涵的单一、僵化却也是不容否定的，这多少限制了艺术作品对纷繁复杂的生命存在的多样化反映。进入当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变化，随着作家创作理念和作家对文学审美功能认识的转变，许多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基本弱化了宗教伦理维护者、宣扬者的工具性质和文化功能，而具有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术意蕴。比如对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处境和不可掌控的命运的不满与反抗，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愚弄民众的恶劣行径的怀疑，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等。换言之，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宗教文化的产物，深受宗教文化意识支配，对于现实生活境遇大多采取的是一种“认命”的态度，带有很浓厚的“因果报应”和“生命轮回”色彩；而出现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如娜珍、边巴（《格桑梅朵》），德吉桑姆（《幸存的人》），丹达（《迷茫的大地》）等，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文化意识的束缚，但已经表现出了相当鲜明的主体意识，甚至表现出了现代民主、自由意识。他们开始拒绝所谓的命中注定的命运安排，敢于追求一种彰显自我意识的生活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他们符合时代的需求，标志着新的社会文化意识正在慢慢萌芽、成长。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对当时西藏文学的补充与丰富。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在中短篇小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尽管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艺术形式的探索层面成绩卓著，但限于文本篇幅而没有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从而也很难在一般读者中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人物形象的短缺、贫乏，其实也意味着作家们对更为繁杂的日常生活和广阔的历史进程缺乏足够的表现和描述。对于一个个体作家的创作而言，这也许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致力于创作短中篇小说也能展现个人艺术才华，也能够成就辉煌业绩；但对某个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说，这却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缺憾。在中短篇小说热闹异常，不断引领艺术风骚但缺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包含丰厚历史内涵和艺术意蕴的人物形象从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无论如何都是对比较单一的文学创作取向的一种有益补充。
第三，这一时期出现于西藏文坛上的长篇小说，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是一种很好的丰富与有力的补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一时期出现在西藏文坛上的带有革命历史叙事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文坛上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一个迟到的补充。如果把中国的革命历史看做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历史，绝对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就不能仅仅只是对发生在中国内地核心地区的革命历史的叙事，还应该包括边疆地区的革命历史叙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面显示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风貌和宏阔进程。从这一角度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西藏长篇小说，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补缺意义。
结 语
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长篇小说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所产生的影响，无法与带有强烈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的“西藏新小说”和“雪野诗”相比，研究者们对它们的关注度也比较低，有些作品甚至“无人问津”；但从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这些长篇小说却以揭示历史发展轨迹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关注现实的文学理念，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描写、反映了自近代以来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以艺术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西藏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前景。同时，在现代主义审美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80年代的西藏文坛，它们所秉承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精神，也是对当时西藏文学的一种补充与丰富。从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看，这批长篇小说所开辟的文学审美路向，似乎更具有指示性意义，也更具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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