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影的方式塑造和传播真实的西藏形象
王军君
（一）
所谓西藏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西藏在公众中的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是西藏自治区的地域形象，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途径与形式众多，其中大众传媒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众多大众传媒对西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介拥有巨大的能量，是塑造和传播西藏形象的主要力量，而作为大众传媒形式之一的电影（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往往被忽视。但事实上，电影以其大众艺术和大众娱乐媒体兼备的特性在西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扮演着其他大众传媒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建国后，国内拍摄了大量的西藏题材的电影，塑造了包括藏、汉、回、门、珞各族在内的西藏人形象，塑造了独特的西藏自然形象和人文形象，塑造了历史上的真实西藏形象和发展中的新西藏形象。同时也有力地传播了西藏形象，通过西藏的电影放映机构和流动放映队在西藏各地放映，宣传了政策，传承了文化，提供了娱乐，也培养了生活在西藏的各族群众爱国、团结的品质；在国内其他省区和国外的放映，则传播了西藏独特的文化，让全国和全世界的观众了解了完整、真实的西藏历史和巨大发展。由此可见，以电影的方式塑造和传播全面、真实的西藏形象意义重大。
这种重要意义首先表现在，塑造和传播真实的西藏形象，就是塑造和传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形象，这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大众传媒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西藏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塑造真实、完整的西藏形象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内部和谐的族群关系的建构，以至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事实上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地区形象塑造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建国以后拍摄的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域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对于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象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就是爱国爱藏，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新、旧西藏的对比中展示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国内外观众展示了一个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真实西藏形象。
电影在西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它具有的其他大众传媒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优势。无论是与报纸、期刊等传统平面媒介相比，还是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相比，抑或与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介相比，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媒介同时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的电影，在国家形象和地域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中自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优势。这种作用与优势，与作为大众媒体的电影本身的特性，即它的视觉直观性和播放方式的丰富性密切相关。就视觉直观性而言，作为大众艺术和媒介的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以“物质现实的再现”为本性，有“记录的功能”和“揭示的功能” ，符合受众“眼见为实”的心理定势，而且电影传播通俗生动，较少受文化程度与生活经验的限制，可以达到较大范围的雅俗共赏，也可以充分发挥示范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视觉在传播中的地位，养成观众偏重于从图像来吸取信息的习惯。这种以图像符号为主的影像传播方式，与以文字符号为主的文字传播相比较，形象性、直观性、真实性更加突出；就传播方式的丰富性而言，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影播放的局限性——需要一定的设备和场所，不如文字那样便捷和随意，没有文字更能表现人深层的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等，不断地被突破，电影的播放方式不再局限于电影院而变得更加丰富，尤其是互联网成为电影播放的一种介质，增强了电影的传播力。这种视觉直观性和播放手段的丰富性特点，使得电影一旦被运用于西藏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便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力，就如藏族人类学者格勒博士所述，“在西方世界，一部影片的影响远远胜过一百本书、一百次演讲” 。由此可见，电影对于西藏形象塑造和传播在大众传媒中独具优势。同样，西藏对于电影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换句话说，西藏自然地理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与电影这种艺术和传媒形式相适相契。西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景观，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以及西藏社会形态的特殊历史变迁进程，使得西藏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更加明显，更具有神秘性和奇观性，而表现“奇观”是电影本身的应有之义，故而这些西藏景观以“奇观”的方式吸引着电影制作者和电影观众对于它的迷恋，“它们似乎对电影手段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就仿佛电影手法注定（并急于）要表现它们似的” 。
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反华势力的角力中，以国内电影传媒中全面、真实的西藏形象纠正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涉藏电影制造的想象的虚拟的西藏形象，批驳西方政治化的西藏观及其对西藏的误读，同时以影像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真实西藏形象，宣传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历史性巨变，具有重大意义。在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集团”活跃于西方世界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对西藏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早就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传媒对西藏形象进行着政治化的建构，好莱坞拍摄的《西藏七年》、《小活佛》等系列涉藏电影就是一例。据不完全统计，国外已经拍摄了260多部涉藏题材电影和纪录片，利用强大的电影生产能力和受众市场来构建和传播着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西藏形象，而不全面、不真实、具有明显的反华政治意图是这些好莱坞为代表的涉藏影片塑造的西藏形象的几个特点；在国内，建国后60余年间拍摄了上百部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用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新西藏，在新旧对比中揭示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间的巨大变化，以及当下西藏的和谐与稳定。由此可见，在西藏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国内涉藏题材电影不是可有可无，尤其是以电影传播的方式突破西方基于政治化的民族国家观念而形成的“西藏观”，纠偏西方基于历史认识和信息缺失造成的对西藏的误读，同时树立基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观念的西藏观，国内西藏题材电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二）
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传媒就越来越多地运用电影的形式推波助澜，制造“西藏热”和“香格里拉神话”，对西藏形象进行着西方化的建构和传播，好莱坞拍摄的系列涉藏电影就是典型代表。那么，1949年建国后我们国内到底拍摄了多少部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其中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影片如何塑造西藏形象？塑造了什么样的西藏形象？与西方涉藏电影塑造的西藏形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样塑造？等等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60年里，国内先后拍摄了上百部西藏题材电影，利用电影这种视听媒介形式进行西藏形象的塑造的传播。其中一部分影片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代表性的故事片诸如《农奴》（1963年）、《盗马贼》（1986年）、《孔繁森》（1995年）、《红河谷》（1996年）《可可西里》（2004年）等，代表性的纪录片有《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年）、《平息西藏叛乱》（1959年）、《百万农奴站起来》（1959年）、《西藏的农奴制度》（1960）、《西藏的诱惑》（1988年）、《藏北人家》（1991年）、《八廓南街十六号》（1996年）、《平衡》（2000年）、《西藏一年》（2009年）等。依据建国后西藏社会发展进程和这些西藏题材电影创作的实际情形，本文将西藏题材电影创作和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1950-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分别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影像文本进行解读，考察这些西藏题材影片在塑造和传播西藏形象过程中的特点和效果。
1950-1970年代，是西藏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年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通过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但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干涉下，西藏地方上层中的一部分反动分子1959年3月公然破坏“十七条协议”，发动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将西藏人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使西藏人民获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196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实施，进一步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西藏的几个重大事件。就像1940年代的《民族万岁》、《西藏巡礼》等电影反映抗战时期藏区的真实历史情形一样，1950-1970年代拍摄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也大多数都与这几件大事件息息相关，真实地反映了西藏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变化。
影片《五彩路》（1960年）、《农奴》（1963年）、《丫丫》（1979年）、《雪山泪》（1979年）等作为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均取材于和平解放以来的故事，通过银幕展示了民主改革前后西藏人民生活的不同情形，塑造了历史变动中的新、旧西藏形象：旧西藏及其封建农奴制极其落后和反动，农奴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对象；新西藏废除了几千年的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人民获得了土地和自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农奴》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出现在银幕上的旧西藏形象，以残暴的农奴主、受压迫的农奴、酷刑刑具、旧寺庙等为影像符号，而出现在银幕上的新西藏形象则以菩萨兵解放军（金珠玛米）、受到惩罚的农奴主、翻身农奴、砸破枷锁、“恩情的毛主席”（毛主席大幅画像多次出现在银幕）等为影像符号，以对比鲜明的镜头语言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新、旧西藏形象。
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光明照耀着西藏》、《平息西藏叛乱》、《百万农奴站起来》、《西藏的农奴制度》、《农奴愤》等，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解放军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农奴制的罪恶与百万农奴翻身等珍贵历史资料，确立了平等、进步的新西藏形象。其中新闻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纪实性西藏题材电影。影片中的许多镜头均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实地拍摄，真实记录了西藏农奴在民主改革前后的真实生活图景。例如，农奴孩子与狗争抢食物，人畜共住，农奴被挖眼，农奴乞讨等镜头，以及农奴焚烧卖身契，振臂高呼庆祝解放的镜头，呈现在银幕上的旧西藏的不平等的生活和劳动场景与新西藏的生活场景，旧西藏农奴形象与新西藏翻身农奴做主人的形象，尤其是出现在银幕上的解放军形象，以对比鲜明的画面呈现出来，真实地塑造了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形象和民主改革后的新西藏形象。
在《农奴》和《百万农奴站起来》两部代表性影片中，新、旧对比成为一个主要特点，基于历史事实的新、旧西藏形象也在对比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基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形象通过镜头逐渐确立并深入人心。直到今天，这两部影片仍然是了解西藏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西藏形象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走出“文革”浩劫的西藏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文化事业发展逐渐恢复，被毁坏的寺庙重新修复，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中央政府特殊政策的关怀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下，在新时期大约30年的时间内，西藏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跨越式发展。但是，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1989年的“拉萨骚乱”和2008年的“拉萨3·14暴力事件”就是一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藏题材电影的创作也逐渐从复苏走向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展示着这种历史性巨变，塑造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文化事业发展的真实而全面的新时期西藏形象，同时也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和还原了被某些西方媒体蓄意歪曲了的事实与真相。
新时期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创作，出现了《盗马贼》、《布达拉宫秘史》、《松赞干布》、《孔繁森》、《红河谷》、《益西卓玛》、《我的格桑梅朵》、《可可西里》等优秀佳作，其中《盗马贼》、《红河谷》和《可可西里》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盗马贼》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创新之作，叙述了1934年发生在西藏的一个悲剧故事，影片不仅对西藏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宗教景观进行了充分展示，藏北草原、布达拉宫、藏式建筑、经幡、白塔等影像符号共同塑造了自然西藏、人文西藏形象，酥油灯、喇嘛庙等宗教符号，以及朝佛、抬河鬼、天葬宗教仪式向人们展示了神秘而独特的宗教西藏形象，而罗尔布则成为藏族人形象的一个代表，共同塑造了20世纪30年代的西藏形象。《红河谷》拍摄于1996年，可以称得上西藏题材故事片的经典之作。影片取材于20世纪初期的“江孜抗英”历史事件，塑造了团结抗敌的西藏人（包括藏族人、汉族人）形象，以影像的方式构建了清朝末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边疆西藏的形象，以及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第六代导演陆川执导的《可可西里》（2004年）取材于藏北可可西里草原上的保护藏羚羊的真实故事，在环保的主题下透射出人性的光芒，藏羚羊成为一个最突出的影像符号，与日泰、刘栋等西藏人形象，以及广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自然形象，三位一体，共同塑造了充满人格力量的西藏形象。
新时期的西藏题材纪录片创作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西藏的诱惑》（1988年）以热爱西藏这片热土的几位艺术家“朝圣”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西藏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以及独特的宗教氛围，塑造了文化西藏的真实形象；文献纪录片《维修布达拉宫》（1994年）将形象的艺术手法和纪实的风格融为一体，以真实的镜头忠实记录了国家大力修缮布达拉宫工程的实况，以及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以进藏的文化青年，也是中国新纪录运动的重要成员的温普林、段锦川、蒋樾、王海兵等为代表的纪录片导演拍摄了《藏北人家》、《八廓南街16号》、《青朴》、《喇嘛藏戏团》、《平衡》等一系列西藏题材纪录片，以先进的纪录片观念和手法，不仅彻底改变了先前此类纪录片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从各个角度记录了真实的西藏人的生活，塑造着全面真实的西藏形象。《藏北人家》以客观真实的影像记录了藏北牧民措那一家的劳动与生活，真实地展示了藏北牧民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习俗，以及他们始终与自然环境保持着和谐一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描述中塑造了藏北草原和藏北牧民的真实形象。《藏北人家》与通过镜头展示一家拉萨普通居民生活的《拉萨一人家》一起，共同塑造了“人间西藏”的真实形象；震撼人心的《平衡》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影片通过西部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扎巴多杰坐在湖边对着镜头讲述西部工委第一任队长索南达杰与18名盗猎者搏斗而牺牲的故事，表现反盗猎、保护藏羚羊等各种问题，突出了“平衡”这一环保主题。影片开头，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广袤的青藏高原，接着是巍巍的昆仑山脉，接着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而影片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讲述者和被讲述者，而是藏羚羊家园的可可西里，世界第三大无人区，野生动物的天堂，可谓纯净的“天上西藏”形象；段锦川导演的独立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堪称新纪录运动中西藏题材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影片以固定的机位实录了位于拉萨八廓南街16号的街道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包括处理小偷、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居民会议、政治学习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和细节符号，用迥异于以往纪录手法和独特的社区影像真实地展示了西藏的城市居民是如何生活的，塑造了日常西藏的形象，也因此获得了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真实电影奖”。这些纪录片中的西藏形象，与50-70年代纪录片中的西藏形象相比，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西藏、环保西藏、文化西藏、社区西藏、宗教西藏、民俗西藏、日常西藏等西藏形象囊括进来，全方位地记录了真实的西藏，塑造了新时期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西藏形象。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反华势力也拍摄了《西藏七年》、《小活佛》等一系列涉藏电影，也在利用电影这种媒体进行有利于西方的西藏形象建构，甚至将达赖迎到好莱坞进行“政治表演”。他们塑造的是作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关照下的“想象共同体”（安德森）的西藏，表现在西方拍摄的涉藏题材电影中，尤其是好莱坞涉藏电影中，一方面被影像化为虚幻的、纯净的“香格里拉”，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东方主义的魅影和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与中国国内拍摄的西藏题材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201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间西藏社会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分裂和遏制中国行径从来都没有停止。在当下语境中，宣传60年的成就，纠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就成为国内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以电影的方式，塑造和传播经济发展、民族和谐、文化繁荣的现实西藏形象，就成为新近拍摄的数量不菲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的重要内容。
在新近拍摄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康定情歌》、《静静地玛尼石》、《西藏往事》等十多部影片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创作的 “西藏三部曲”（《静静地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和北京的汉族女导演戴玮的“西藏爱情三部曲”之一、二的《岗拉梅朵》、《西藏往事》。前者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后者则显示出一定的电影商业化色彩。而《康定情歌》是一个主旋律电影的代表，通过两代汉藏人之间的冲突和爱情故事，表达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新旧西藏对比、历史重述与现实关照等主题，企图塑造出一个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的西藏形象。
在纪录片创作中，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揭示真相的作品，新闻记录短片《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纪实》就用一个个真实的镜头记录了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暴力事件”的过程，用影像的方式揭示了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的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暴力本质，提醒我们反分裂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相反，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报道的拙劣表现也提醒我们，在西藏对外宣传上，应该重视发挥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体的作用。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在此前后，相继出现了一批回顾历史和反映建国后西藏建设成就的主流纪录影片，包括《西藏往事》、《西藏农奴的故事》、《西藏今昔》、《青藏铁路》、《西藏五十年》、《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跨越》、《天上西藏》、《达赖喇嘛》等。这些纪录片在与旧西藏的对比中，批驳西方媒体对西藏的错误报道，展示建国后西藏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现实西藏的和谐稳定。
2009年新推出的书云导演的五集系列纪录片《西藏一年》在众多新近拍摄的西藏题材纪录片中脱颖而出，博得了国内外一致的赞誉。影片用人类学的考察方式记述了当下的西藏人的真实生活，告诉世界当今西藏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说纪录片的生命力是“真实”，那么书云用镜头再一次向观众展示了真实性对一部纪录片成功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影片将镜头对准了当下西藏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与大多数西藏题材纪录片讲述历史、宗教、文化的专门题材相比较，给人以更大的吸引，让国内外了解到当下西藏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影片以八位主人公组成的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示现实西藏，与以一般的观光者和探险者的视角反映西藏的文字和影像文本截然不同，也是在一般的旅游指南的小册子和风光片里看不到的，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生活内部的真实记录。导演和剧组人员在一年内同影片中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用真实的镜头使观众了解江孜的藏族人当下的真实生活状态，对江孜人一年四季中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和表现，态度相当真诚，而这种真诚落实到影像中，大大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性，给观众以真实的生活体验。这种人类学考察方式带来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创作立场的“去政治化”，影片中以往涉藏纪录片中那种强烈的政论色彩淡化了。这一独特的影像文本，可以当做当下如何充分利用电影这种特殊媒介去建构和传播真实的西藏形象的一个范本。
通过以上对建国后西藏题材电影中的西藏形象建构的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可见，从1950年代起拍摄的西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比较真实地记录和揭示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以来西藏社会的变迁和西藏各族人民生活的变化。在这些影片中，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塑造和传播的不是西方式虚拟的、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真实而又完整的西藏形象。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内西藏题材电影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加强从深层上表现服从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需要的意识形态、民族区域自治、内部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等各种因素和内涵，在国际传播中塑造和传播现实西藏形象、文化西藏形象、人文西藏形象仍然有很多题材和潜力等待开掘。
（该文收入《新中国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创作回顾与展望 》，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