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于宏
任何一门学科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都会形成历史积淀，积累下相当丰富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用学术术语来指称就是学科文献。在国内，文学及其相关研究作为一门已有一定历史传统的学科，对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已经相当成熟。从资料积累的角度考察，文学文献既是对过去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也是对以往文学创作成绩和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检视，文学文献是相关研究深入展开与开拓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基础。如果无法做到全面了解与掌握相关的文学文献，任何研究都可能发生程度不同的偏颇，以偏概全的瑕疵将在所难免，缺漏遗误现象也会常常出现。这不但会造成学术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会严重影响相关研究的深入与创新，甚至会对学术方向产生以讹传讹式的误导。
就当代藏族文学研究而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当代藏族文学和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各类文献资料。这是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具有丰赡历史积淀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继续发展、深入的基础和前提，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细致审视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状况，却能够发现，在对丰富的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利用方面，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问题。换句话说，研究者们并没有在具体的研究中了解、掌握本应该熟悉掌握的文献资料，更没有合理科学地利用本该利用的文献资料，从而使得诸多研究出现了不少缺憾与遗误，诸如文献标示的混乱和错误，论述偏颇，以偏概全等。
关于这方面的缺憾与遗误，不妨首先选择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前辈耿予方先生的著作——《藏族当代文学》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做些必要的说明。
毫无疑问，作为当代藏族文学研究领域内第一部全面梳理当代藏族文学发展轨迹的著作，《藏族当代文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在当代藏族文学研究方面所发挥的筚路蓝缕的开辟作用具有历史性的学术意义，它对后来相关研究的启发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它出版起直到现在，这部著作都是研究当代藏族文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但也毋庸讳言，正是这样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著作，由于受时代学术环境和作者文献意识淡薄的影响，存在着不少遗误之处。大致情况有三类：一是引文基本没有出处，二是有些文献标注根本就是错误的，三是由于表述不清而可能造成的误解。如果说第一种情况因受时代学术环境的影响，当时学术界普遍不重视学术规范，可以看做是一种历史性的遗误，不能过分苛责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那么第二、第三种情况，则完全是研究者个人对相关文献资料掌握不周或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比如著作中提及饶阶巴桑的诗集《爱的花瓣》时指出，这本诗集共收录诗歌九十首。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因为这本诗集收录的诗歌是九十四首；同样是在论述饶阶巴桑的诗歌创作时，提到了一本题名为《我的经验》的书，作者标注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但实际情况是，该书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谈到伍金多吉的作品集《高原的风》时，作者指出这部诗文专集是“西藏当代文学丛书”之一种；而事实是，这部诗文专集是“西藏当代作家丛书”之一种。至于因表述不清而可能造成的误解也有好几处，比如在陈述益希卓玛的创作情况时，著作中指出，益希卓玛“1963年秋，回到甘南故乡从事专业创作，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美与丑》，刊载《人民文学》上，荣获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1]这种含混不清的表达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美与丑》是1963年创作的，确实有些研究者就是这么认为的。实际情况是这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类似的与文献有关的遗误，在这部学术著作中还有一些。至于在在引文方面，给人留下的混乱印象尤为深刻。仔细研读这部著作，深究此类问题出现的原因，笔者的感觉是，虽然耿予方先生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在面对一些无法掌握确切信息的资料时，却采取了模糊处理的简化方式。这一点可以从著作中同种类型的文献资料有的标注得很是详细，有的却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不作任何标注的不同写作形式中获知。
笔者在这里罗列《藏族当代文学》中有关文献方面的种种遗误，并不是想否定其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学术要求不太规范的语境中，这样的遗误是可以接受的。但考虑到这部著作在当代藏族文学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影响，鉴于目前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中文献意识依然相对淡薄的现实情况，以这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学术著作为“靶子”，纠正存在的偏差也是非常必要的。放眼未来，其目的只是警示后来的研究者们重视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对提升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可靠性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够提醒、劝诫把这部著作视为“权威”的研究者在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时注意辨析其中的真伪，谨防以讹传讹。
如果说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学》因为时代学术环境的制约而产生种种文献方面的遗误，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失误”；那么，新世纪以来出现在一些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中的种种遗误，则完全是学术失误，是对相关文学文献根本不了解、不熟悉而造成的。在此不妨列举几例。
在一篇题名为《生命神性的演绎——论迟子建、阿来新世纪乡土书写的异同》的论文中，论者在论述阿来的小说创作时指出，“阿来在《尘埃落定》后处于酝酿状态，陆续发表有《遥远的温泉》、《已经消失的森林》、《奥达的马队》、《孽缘》、《鱼》、《格拉长大了》等中短篇小说创作，创作井喷期似要到来。”[2]这句话中，关于《尘埃落定》与所提到的其他作品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有些是错误的。《尘埃落定》写就于1994年，1998年3月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发行，而上面提到的作品中，除《遥远的温泉》发表于2002年《北京文学》第8期，《鱼》发表于2000年《花城》第6期，比《尘埃落定》早之外，其他作品都在《尘埃落定》出版之前就已经发表。很显然，这是因对相关文献不熟悉而造成的失误。在另一篇题名为《高原的女儿：当代藏族女性小说述略》的文章中，论者在论述央珍的小说创作时指出：“1994年她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藏族文学史上女性的第一部长篇《无性别的神》”。[3]认为央珍创作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不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而是益希卓玛的《清晨》。央珍的《无性别的神》1994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益希卓玛的《清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发行，比《无性别的神》早出版十三年之久。
以上列举的文献方面的种种错误，从宏观角度看，似乎问题并不大，因为它们不会伤筋动骨地影响论文的主要观点，也不会“坍塌式”地损坏文章的行文结构。但从微观的细枝末节严加检视，则也可算作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生命神性的演绎——论迟子建、阿来新世纪乡土书写的异同》一文，如果按照逻辑顺序，前面的判断已经失误，那么后文的推进就显得有些不合理了。这样的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中似乎更为严重了。《高原的女儿：当代藏族女性小说述略》主要以创作长篇小说的三位藏族女性作家为案例，来论述当代藏族女性小说；认为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当代藏族女性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这个判断的失误，就意味着下文以央珍和其他两位女性作家的创作为代表的关于“当代藏族女性小说”的整体性考察、论述，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不可靠的。
由于对文献资料的掌握不够全面，一些研究往往带有非常明显的以偏概全的学术缺憾，有时甚至给人以牵强附会的不良印象。比如题名为《论藏族女诗人的诗歌特色》的论文，选择了六位当代藏族女性诗人为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的诗歌成绩和影响而言，选择她们为代表性诗人，以此来探寻当代藏族女性诗人的艺术倾向和特色，从研究策略和可行性上看，是完全可以的。在具体的行文中，论者采取了每一位诗人单独设立小节，然后“精选”其代表性诗歌分析论述的方式，这也未尝不可；但问题就出在其选择性的诗歌分析上。由于对每一位诗人诗歌创作整体状况的掌握过于粗略，论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仅仅只择取极个别的诗歌，以此来涵盖诗人的整体创作状况。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显然太过偏颇。譬如在论述完玛央金的诗歌创作时，作者仅仅选取了完玛央金的组诗《玛曲回想》加以阐述归纳。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行文方式视野太过狭窄。其实就连作者本人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指出自己掌握的诗歌数量确实有限，只能简而论之。“目前可搜集到的完玛央金的诗作数量不多，但她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就是通过关注大自然，诉说生命的感受。《玛曲回想》（组诗)）在赞美甘南草原上玛曲河的同时，抒发了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4]如果仅仅以《玛曲回想》为评述对象，对这首特定的诗歌做定向的分析阐释也未尝不可，但在不了解其他诗歌内容的情况下，就以某一首诗的艺术倾向为根本标准，归纳、概括诗人的整体创作特色，其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在这之前，完玛央金出版过两部诗集，用一首组诗来涵盖两部诗集中的诗歌，无论如何也有些太过“个案化”了。
同样的情形不但存在于大量散见的论文中，也存在于具有整体性视野的著作当中。笔者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某些章节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该著作中，在谈到当代藏族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时，笔者选择了阿来与扎西达娃为个案加以阐述。就阿来与扎西达娃在当代藏族文坛上的影响和代表性，以他们两人为个案做一些论述，并将其中得出的观点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象，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的。但如果做进一步的严苛要求，这样的抽样分析与探讨显然有些单薄，它既不全面又不深入。就笔者当时做研究时的现实境况而言，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主要是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严重缺乏。笔者之所以选择阿来与扎西达娃作为个案，除了他们成绩显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关他们的文学文献比较丰富，相对而言容易搜集、整理并加以利用。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就近取材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学术偷懒”行为，有时甚至掺杂着投机心理。现在看来，因为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所造成的学术视野的狭窄，使得这一问题有些简单化。比如，当代藏族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西方现代文学学习、借鉴的不同特征，没有得到很好地归纳、阐释；不同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学学习、借鉴方面存在的异同，没有得到应有的归纳与区别；不同文体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的异同，没有得到应有分析、区别。
类似此种以“个体代替群体”，从而造成以偏概全的研究缺憾的情形，在当代藏族文学研究领域是相当显著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个别研究者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化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大面积存在，主要原因就在于文献资料的极度匮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需要重视，那就是语言问题。当代藏族文学包括汉语创作和藏语创作两种形态。但从事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研究者，许多只能阅读藏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藏语文学的翻译情况又不是很乐观。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以汉语文学这一仅仅代表部分的指称，来代替当代藏族文学这一整体，其偏颇与狭隘也就在所难免。笔者在一开始研究当代藏族文学时，选择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并用它们代称整个当代藏族文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这种思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以偏盖全之嫌。之后开始改变研究思路和策略，在论题中事先设定研究对象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以求避免以部分代替全部的偏颇。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文学文献视域中考察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不但可以发现存在的诸多缺憾，从而警示研究者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选择，同时还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启示与开阔思维视野，从而提升学术境界，推进学术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文学文献视域中，文学研究会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历史视野和历史品格。文献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明确某种研究范式已经达到的程度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接下来的研究设立新的起点，寻找新的突破口，并形成一种符合自身逻辑的历史链条。任何一种研究都有自己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诸多节点链接而成的。前一个节点是后一个节点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基础”。换句话说，前人的研究，是后来者的研究展开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基础”。鉴于此，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者就必须要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熟悉之前的文学文献，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相关研究已经达到的层次和水平，进而让自己的研究更为全面、客观，而不是罔顾研究状况而自说自话或简单重复。
二是在文学文献视域中，研究者会自觉地搜寻、掌握各种可能与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一方面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研究寻求新的切入口。这不但能够开阔研究视野，还能够推进研究向前发展。比如对作家的身世经历和身份职业的了解，可以借此探究它们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涉及到作品的主题、题材、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选取当代藏族文学的先驱——降边加措的创作为例来做些分析、说明。
据相关资料介绍，降边加措出生贫寒，经历过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大约十二岁左右就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进藏。在随军进藏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亲身体验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也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感受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与服务的奉献精神。与此同时，在行军过程以及之后的长时间内，他耳闻目睹了西藏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不幸与苦难，看到了上层阶级鱼肉百姓、残酷盘剥压榨劳动人民的凶残面目。这些经历与感受，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积累了可资利用的宝贵素材。除此之外，他逐渐接受的政治培训和所受的革命主义教育，又在思想意识方面武装了他，这对他日后创作的主题表达设定了方向。可以说，降边加措的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基础与思想准备的背景中展开的，尤其是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如果把这部小说放置在与作家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的背景上加以认识与研究，学术活动就会具有一种“知人论世”的历史品格，不至于偏离特定的历史语境太远。如此一来，在讨论作品所选择的题材问题，所表达的主题意向，人物塑造的审美特征，以及相关的表现手法等艺术因素时，就会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除上述与作家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文献资料对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外，其他一些方面的文献资料也对开阔、丰富研究视界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关于作品创作的具体历程。据说降边加措创作《格桑梅朵》的时间跨度近二十年，1960年开始创作，1980年出版。耿予方先生在其著作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经过20年的艰苦奋战，降边加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80年正式出版。这不仅是降边加措的成名作，也是藏族文坛当代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5]《格桑梅朵》漫长的创作历程中，其实也包含着一些值得重视的资料信息。“漫长的过程”不仅仅表明作家创作态度的认真严谨和劳动过程的艰辛不易，也暗含着时代文化背景这些直接影响作品审美倾向的重要因素。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作家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学习、阅读、参考的文学作品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作家创作《格桑梅朵》产生或隐或现的影响。如果在研究时关注这些看似边缘的文献资料，是能够帮助研究者开阔研究视野的。
尽可能全面丰富地掌握文献资料，还可以消除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任何文学研究领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失衡现象，即对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过于集中，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则用力不足。失衡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创作成绩以及在文坛上产生的影响大小之不同。在文学史上，总有一些作家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智慧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文坛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经过时间淘洗成为经典，存留在历史的长河里长久地引人注目。换句话说，经典化的研究对象由于其本身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吸引力，促使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不厌其烦地在那里精耕细作。相比而言，一些影响较小的作品则很少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失衡现象由此产生，这是一种符合研究规律的现象，似乎无可厚非。但造成文学研究失衡的其他一些原因却值得反思，比如文学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上的不平衡。有些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全面，容易吸引研究者很快进入研究状态，产出相应的研究成果。随之而来的是，此领域内的文献积累趋向丰富繁盛，从而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提升与繁荣。与之相反，那些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由于很难吸引研究者的目光而总是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逐渐成了研究中的“弱势”领域，甚至被研究者淡忘而遗落在历史的角落里。很显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研究状态。
就当代藏族文学研究而言，一些重要作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焦点，如降边加措、益希单增、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等，尤其是阿来研究与扎西达娃研究，几乎占据着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大壁江山，占用、消耗了许多研究资源。这种情形的出现，自然与这些作家创作成绩的大小和在文坛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直接关系。有关他们的创作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且容易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资料的丰富且容易利用，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兴盛，而研究的繁荣又丰富了文献资料。这种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必然使得这些作家始终处于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中心。反观其他作家的研究状况，情形就萧条暗淡得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文献资料的严重缺乏。在当代藏族文坛上，成绩突出的作家其实不少，比如伊丹才让、丹真贡布、嘎藏才旦、意西泽仁、色波、道吉坚赞、格桑多杰、多杰才旦、梅卓、白玛娜珍、扎西才让、单增曲措等，但有关他们创作的文献资料却相当匮乏，还没有得到很好地搜集与整理。由于此，研究界对他们的忽视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目前，研究失衡现象在当代藏族文学研究领域比较严重。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自觉的文学文献意识的指导下，利用合理的文学文献理论，对相关文学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是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自觉的文献意识的指导下，重视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对当代藏族文学研究趋于平衡，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境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足够丰富的文学文献，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就会必然提升文学研究的层次与境界。有了足够丰富的文学文献，仅仅只是拥有了研究展开的基础性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结合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充分合理地选择、利用文学文献，以此把握、阐释研究对象，把研究推向新的层次和境界。
原载《西藏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