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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乱中的存在怪相——关于《骚动的香巴拉》的断想

发布时间:2014-02-26 信息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浏览次数:3421

迷乱中的存在怪相——关于《骚动的香巴拉》的断想

                                                                                              胡沛萍

 

迄今为止,《骚动的香巴拉》是扎西达娃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但并不是其最好的小说。与他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相比,如《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风马之邀》、《古宅》等,这部“大部头”作品无论在主题意蕴、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没有作出任何超越。除了延续之前的某些主题和已经运用的非常纯熟的表现手法外,这部小说给人一种后现代式的拼贴与游戏文本的“创意”。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非逻辑化比起之前的那些“魔幻”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刻意追求的故事的非连贯性和随意性往往会阻断阅读的顺利推进,那些“混乱不堪”的故事情节和枝节横生的插叙对读者的阅读耐心形成了极大的挑战。这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留给我们的一种初步性的阅读感受。那么,在这样的感受之外,我们能否从“乱象丛生”的文本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审美启迪或刺激呢?

回忆:给心灵一个虚幻的安慰

如果说人的一生是在回忆中度过的,也许有些过于夸张。但如果说回忆是人的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回忆在人的一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话,大概不是虚妄之言。谁能说自己没有经验过回忆呢?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对于那些曾经经历或遭遇过生活辉煌或困苦劫难的人来说,回忆可能会成为他们生活发生变故之后无法避免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去体味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内部精神状态,所以也就无法认知其回忆的具体情形。但文学作品却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有趣而艰巨的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叙事体式最为发达的小说创作,其实在很多情形下都是以一种回忆的方式写成的。也许我们对此过于司空见惯,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感觉。这种感觉的钝化往往会使我们忽略和遗漏许多有价值的艺术信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些作家似乎为了刻意激起人们对回忆的注意,会在叙述上采取一些具有提示性的叙述标记,以此表明回忆对于生命存在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有时甚至是一种存在的依据;或者说对于有些人来说,回忆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如果没有这种依据,他(她)的存在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表现这一主题方面,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法国的普鲁斯特和他的长篇巨制《追忆逝水年华》。有人说,这部小说是探讨人类本能性的一种功能,即“回忆”的心理机制的小说。回忆是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为主人公,也是为自己或人类所确立的恒常的生命形式,作者借此表现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就像它的标题“追忆逝水年华”所标示的那样,这部小说是在回忆中完成的。《骚动的香巴拉》在叙述方式上并不以回忆为主体,但小说中与一个重要人物相关的故事情节却是在回忆中完成的。这警示我们有必要去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以此来探究这样的叙述方式到底揭示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意识,它对塑造人物形象有着什么样的艺术功用。

凯西·才旺娜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小姐。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使她的家族从至高无上的权力峰顶坠落到了大地之上。尽管由于她的父亲审时度势,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历史大势之中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从而获得了新政权的接纳与厚待,但昔日高高在上、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的那种贵族气派却再也无法在她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尽管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困顿,她依然享受着最为富有自在的幸福生活;但与过去相比,门前冷落,缺少仆人贴心周到的照顾的生活方式,实在无法与那种受人爱戴,被人服侍伺候,衣来张口、饭来张嘴,逍遥自在的养尊处优的生活相比。于是,这个天生带有“病态”,喜好沉醉于想象中的女人在享受着西藏高原上最为先进的现代生活的同时,依然难以从昔日的辉煌中抽身而出,回到过去,回到庄园生活、公馆生活的旧有模式中去,成了她精神深处难以抹去的印记。回忆成了她打发漫漫岁月的一个绝好办法。也成了安慰她忧伤沉郁心灵的灵丹妙药。她的精神常常处于恍惚迷离之中,她的思绪常常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她幼年时所经历的那些模糊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情景之中。少女时代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有那么多的人用崇敬羡慕的目光仰望着自己,有那么多好吃好穿的物品在等待着自己享用,有那么多的宴会等待着父母亲带领自己去光顾享受,出入家门、游山玩水有那么听话的男女侍从陪伴着自己……这样一种娇贵荣华的生活,是凯西·才旺娜姆这个贵族小姐难以忘怀的。尽管她也无法清晰逼真地把这些模糊的记忆真真切切地还原出来,但在她的心底,所有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总使她心潮澎湃、欣慰不已。她是一个活在过去生活中的人,她似乎是一个依靠回忆来完成自己生命旅程的人。

回忆成了这个人物存在的一种印证,当下生活对她来说似乎失去了意义。就小说所交代的具体语境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回忆暗示着一种新旧意识形态的较量。凯西·才旺娜姆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延续了几百年的旧有体制的依恋,是对能够凸自己显贵族身份荣耀的生活方式的眷恋,自然也是对破坏了自己旧有生活方式的新体制的拒斥和难以适应。这应该是回忆这一叙述形式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涵。

从个人生活角度而言,回忆也透析了人的存在的某种悖谬。人为什么会总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呢?尽管小说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但这种令人感到荒诞的情形却也能刺激我们木然的神经,让我们努力去做一些思考。“失去的都是天堂”,似乎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还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对于稍有理性的人来说,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意味。相对而言,回忆是一种身体的本能这一说法,也许更能让我们信服。而小说中凯西·才旺娜姆对过去的回忆,似乎带有这样的意味。毫无生活忧虑的她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但生性沉郁寡言的她很少与外界交流,除了散漫轻松的工作之外,她几乎无事可做。这种情况下身体就会迸发出回忆的本能,把人引向遥远而模糊的过去,而且越是遥远模糊越是具有诱人的魅力。此种情况下,回忆对于生命个体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现实利益,仅仅是一种情感需求和精神渴望。这种需求和渴望显然不需要通过现实物质活动来确证和满足,当然也无法通过物质活动来确证和满足,它仅仅存在于个体生命的身体内部。它无法改变现实,但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个体生命对现实的态度,影响个体生命与现实建立何种认知关系;因为它对个体生命来说,意味着某种存在的依据和自我确证的价值。对于凯西·才旺娜姆来说,回忆意味着她现实生活延续的可能,意味着她与现实生活的某种认知关系。如果没有那些如梦似幻的模糊而顽强的回忆,她可能会无法心安理得地生活在当下的现实之中,或者说她无法面对当下现实。活着,必须寻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对凯西·才旺娜姆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忆。

权力:人性扭曲的杠杆与生存怪相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骚动的香巴拉》是一部反映西藏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的作品。在这部充满了奇幻色彩,依靠巫术、神话、传说故事和虚幻的历史镜像等片段串联起来的文本,虽然因其极端“混乱”的情节组合而让人无法廓清其脉络,但粗略地梳理一下,也能窥视出其显在的主题意蕴。毫无疑问,“历史变迁”在文本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事项,而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则映照出了其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和“重构强力”。

昔日不可一世的显赫世家,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中瞬间土崩瓦解,凯西庄园里的荣华富贵就此烟消云散化成了历史浮云。凯西·才旺娜姆因父亲审时度势,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进入了新的政权阶层,幸运地完成了历史转变时期的身份转化。历史能够接纳一些人,也能够排斥另外一些人。凯西庄园的大管家就没有自己的主子那么幸运了,他的一家在无情地历史面前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在随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不得不接受历史安排给他们的悲惨命运。

历史是权力的角斗场,人不过是这个场域中的一个个角色而已。在权力的支配下,人的身上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破坏性力量,让人性之中最残忍的那一部分以最为强悍方式迸射出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曾经出现过“伤痕”、“反思”文学,这是新时期伊始文学界配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目的的创作潮流。这一文学创作潮流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左倾”思潮,以质疑、批判、反思的姿态反映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幕幕怪相,也展现了在“左倾”极端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人性是如何在稍纵即逝但却极为实用的权柄之中被扭曲、戕害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骚动的香巴拉》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伤痕”、“反思”小说,其不同之处在于中间掺入了大量奇幻怪诞的地域性宗教文化故事,叙述上采用了非逻辑化的断裂性手法,使其不像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小说那样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它呈现出的艺术特色更趋向于现代主义。

凯西村的人们生活在充满了阶级斗争硝烟气息的高原大地上。与当时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那里的人们是被贴上了阶级标签的,权力的分配也是按照阶级身份来进行的。而权力的能量也像风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人完全变成了政治性动物。在极端政治化的生存圈里,人们处处时时考虑的是如何不要得罪那些掌握着权柄的“官员”们,而那些所谓的“官员”们则像雷达跟踪飞机一样,时时处处注意着属民们的生活动向和思想苗头,以防有什么不测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性被扭曲了,一幕幕滑稽可悲的生存怪相也就上演了。出生统治阶层的大管家多吉次珠一家的遭遇就充分揭示了人性被权力扭曲的历史和生活怪相。

小说中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情节以极为荒诞的方式展现了这种历史和生活怪相。多吉次珠的三儿子群培罗桑奉公社干部之命到山上去牵为庆功而准备宰杀的犏牛。在山中的小河边,他恍惚中看到了公社书记已经死去的女儿朗嘎在河边洗澡,他偷偷地趴在草丛目不转睛地盯了半天,突然看到赤身裸体的郎嘎来到了他的身边,并用充满色情意味的眼神看着他,问他愿意不愿与自己做爱。惊魂未定的群培罗桑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激起了情欲,失去理智的他无法自控地抱住郎嘎开始疯狂地扭动。等他明白过来后,突然发现眼前站立的并不是郎嘎,而是一头老母牛。惊惶失措的群培罗桑自认晦气,连吐三口唾沫以求驱走刚才上身的邪气。但他的这次毫无征兆的“人畜通奸”行为却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灾祸。这一幕被一个路过的社员看这个正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公社领导那里。以公社书记为首的干部迅速来到群培罗桑家兴师问罪。最后,群培罗桑的行为被定为“破坏国家工具罪”,以扣去他全年的平均工分和其大哥半年的工分作为惩罚。这一惩罚使得群培罗桑家面临着忍饥挨饿的巨大困难,于是家庭矛盾迅速升起,大哥阿旺平措气不打一处,狠命地暴打了群培罗桑一顿,并打伤了他的命根子。毫无疑问,这一故事情节的开端部分是极为荒诞的,但小说描述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装腔作势地演绎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荒诞故事,而在于揭示人性被权力控制后所发生的极度扭曲。群培罗桑对牛的施暴,引来的是权力对他家的施暴;极端的私人行为却演化成了极端的公共事件,从群培罗桑的行为和他最后所遭受的惩罚,我们不难感觉到权力操控下的历史内部的生存怪相。

宗教与巫术:文化的艺术魅力

扎西达娃后期小说之所以风格大异于其前期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他对地域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的有效征用。相较而言,《骚动的香巴拉》虽然不是其艺术品质和文化含量最为上乘与深厚的作品,但在对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利用方面,却称得上是集大成者。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扎西达娃几乎是随心所欲地利用一切空隙把能够引入作品中的文化现象都悉数纳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看得出,在运用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一资源上,扎西达娃已经完全放开了手脚。我们甚至可以说,《骚动的香巴拉》就是一部用类似于神话、传说的叙述方式演绎出的一部作品。在作品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都与弥散在高原上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某种难以言明的神奇力量或功能。总而言之,在这部小说中,那些充满了神秘气息的文化现象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艺术因素,它不但是故事情节推进的重要动力因素,也是人物塑造不能缺少的艺术因素。正是由于此,这部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了荒诞、神奇的艺术风貌。

前面已经提及,这部小说是一部极端化的非逻辑化作品,这主要体现在故事情节的不连贯上。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在具体的叙述方式上,作者极大地效仿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把现实与非现实,或者说把客观现实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不断地交融糅合在一起,共同组合成了小说的情节主干。与此同时,作者把人物的现实境遇与主观回忆打乱顺序、交叉错位,然后安置在文本之中,之后又融入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宗教冥想与巫术现象,从而使得文本世界变得亦真亦幻,令人难以捉摸。这既有效地推动了小说故事的向前发展,自然也增添了作品奇幻荒诞神秘的色彩。比如小说多次描写达瓦次仁通过借助巫术回到过去;他所放牧的一群羊中有三只居然是三个喇嘛的前身;作家贝拉写的小说居然能被琼姬利用“特异功能”剽窃为己有;仆人芭桑能够利用巫术驱鬼等。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述一段小说中的描述:

 

她仍然聚精会神地做起法事,进入到一个混沌痴迷的状态后把圆银镜送到达瓦次仁面前,他赶紧定神凝视从飘渺迷雾的雾气中渐渐显现出的一幢白色房子,是从空中俯视角度看见这幢典型的拉萨贵族公馆,四周是虚光,看不清它周围的环境,忽然它剧烈地摇晃起来,达瓦次仁仿佛置身在一架坠落的飞机里望着前面的舷窗看见公馆越来越近地迎面而来,他感到眩晕,这时他的背部被占卜师的一只充满魔力的手按住后轻轻朝前一推,他跌落在苏拉公馆的院里,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你起来吧,等见到老爷再磕头。”他定神一看,身后的大门响起沉重的关闭声,一个年迈的仆人插上厚重的门闩后,拿着达瓦次仁不知什么时候交给他的信件,一溜小跑迈上公馆台阶跑进朱红色的大门里。[1]

 

这个情节关涉的是小说中凯西公馆的主人晋美旺杰老爷写给噶厦政府大秘书的一封信。晋美旺杰老爷委派达瓦次仁把信送给大秘书。信中的内容谈论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四十年后的“现在”,历史早已发生了不可逆反的改变,昔日的苏拉公馆早已物是人非不复存在。但送信人却借助巫术回到了从前,叙述上的奇幻神奇可见一斑。诸如此类充满了奇幻神秘色彩的内容遍布于文本之中,不断地营造、强化着小说的荒诞气息,把人引向一个又一个充满了谜团与怪异现象的艺术境地。

除了这些奇幻神秘的故事情节外,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身上都带有一些类似特异功能的超现实法力,借助这些法力他们能够做出别人所不能做出的事情,完成别人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贯穿小说始终的达瓦次仁。这个瘦小体弱的男孩是家人和村里的大人们戏弄寻乐的玩物,但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家伙,却具有一些超人般的“特异功能”。如当别人揪住他耳朵时,他就会看到拉萨城里发生的事情,看到昔日的贵族夫人小姐;他对世俗世界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常常很是迷惑,很少与世俗世界里的人们打交道,但是他却与来自神界的保护神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除达瓦次仁外,随康巴人流浪的贵族小姐琼姬和凯西·才旺娜姆的二女儿梅朵都是带有奇幻功能的人物。琼姬能够从别人那里偷取写作成果,她一次次把贝拉写的东西“剽窃”过来当作自己的创作;梅朵则来自另一个王国,她原是碧达国国王的一个妃子,是作为间谍被国王派到佛教盛行的西藏高原的。她投胎在凯西·才旺娜姆家,成了凯西家的二女儿并进入军队,试图学习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窃取军事机密,但却收效甚微,最后化作一道白光升入天空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贝吉曲珍也是一个被神秘气息萦绕的人物,她是一个看守磨坊的人,也是大管家多吉次珠的情人,还是一个游魂不定的保护神,既能够与神界通灵,也能够与凡人对话;凯西·才旺娜姆更是一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人物,她与自己并不相爱的晋美旺杰结婚,但从来没有在一张床上一起睡过,她所生的三个孩子都是在梦中受孕的。第一次受孕是因为感冒后做梦口渴,变成一只鹿到河边饮水,恰好一个闭关修炼的喇嘛在上游洗澡,她饮下了带有喇嘛身上污垢的河水后怀孕;第二次是梦中与自己的初恋情人在旅馆里做爱而受孕;第三次是做梦来到一个叫“碧达”的古老王国,被一个英俊潇洒的大臣带到自己的家里之后怀孕。

毫无疑问,这些人物的出场与存在也为小说增添了奇幻神秘色彩,从叙述角度而言,他们也是助推小说情节延续发展的动力因素。比如达瓦次仁,正是因为他的目光所具有的穿透能力引起了凯西·才旺娜姆注意和好感,才把他从凯西乡村带到了拉萨,而发生在拉萨的一些重要的奇闻故事也正是从他身上引发和借助他口吻讲述出来的。可以说,正是他的存在和他身上所具有的那些超现实的力量,既引发了构成作品内容的故事情节,也推动了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其他人物同样具有这样的艺术功能,只是在作品中所占有的比重不一,所发挥的作用轻重有别而已。

命运:难以捉摸的影子

扎西达娃的前期小说也叙写人物的前途命运,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他往往会给人物的结局安排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后期小说受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影响,对人物命运的叙写已经放弃了乐观的期待,更多的是安排一种难以确定的未来。这表现出扎西达娃对人生、社会,乃至历史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前期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踪迹是清晰的,是可以掌控的;那么,在后期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演绎就失去了这种稳定性和可操控性,不确定性成了生命个体命运轨迹的一种常态。这不仅仅体现在人物最后的结局的不可知、不可确定上,更体现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充满着许许多多不可确定的因素,充满了难以把握的偶然因素。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命运就是一片难以捉摸的影子,它跟随着你,但你永远都无法触摸到它,无法把它握在手里,给它一个明确的方向。《骚动的香巴拉》整部小说就为我们演绎了这样一种命运形态。从高官贵族到贫困贱民;从凡俗人子到神仙鬼神,无一不是命运之神的傀儡。他们今生前世在冥冥之中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作所左右,而没有自我选择的可能和余地。在整部小说中,牧羊娃达瓦次仁的生命遭遇最能说明贯穿于作品之中的这种命运形态。

历史的巨变使得原本家境还算过得去的凯西庄园大管家转眼间成了阻碍历史潮流的反动人物,他的家庭也从历史荣耀的高点跌落到了谷底,年幼无知的达瓦次仁就此而成了被专政、批判的对象。对于年幼的达瓦次仁来说,专政、批判这些政治行为对他来说似乎只是成人世界里的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的只是忍饥挨饿、被人戏弄、欺辱。他的奇怪的外貌,瘦小的体型、神奇的眼神,留给人的是前世作孽太多的印象,因此今生今世遭受报应也是在所难免。但谁能会预知呢?昔日的贵族小姐凯西·才旺娜姆深怀恻隐之心,把他带到了圣城拉萨,就此给他的命运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转折。家里的哥哥姐姐们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家伙一边羡慕不已,一边连连祝福。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没有任何异样的小弟弟会有如此好的命运。他们认为从此他可以脱离苦海去享福了,不再忍饥挨饿,不再放羊,不再受人欺辱。但是,尽管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却并不意味一切顺利。在圣城拉萨,他获得了衣食上的满足,但却无法在人格上和精神上获得独立,他依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视为一个专门伺候凯西·才旺娜姆家人的奴仆。由于不能走向社会获取自我谋生的技能,达瓦次仁其实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当凯西·才旺娜姆老去,这个大家庭四分五裂的时候,他将在何处寄身?小说的确以凯西公馆的衰落而收尾,而达瓦次仁也不得不离开那个充满了阴森冷寂气息的凯西公馆,寄住在朋友家里。白天不得不走上街头靠蹬三轮来维持生计。这难道是达瓦次仁想要的生活吗?回到凯西乡下过稳定而清苦的生活,不可能;留在城里做一个靠出苦力维持生计的无家可归者,前途美景又在哪里呢?对于达瓦次仁来说,命运依然是无法捉摸的影子。像达瓦次仁这样能够受到“贵人”照顾的幸运之人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又会如何呢?他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以及那些同乡们都是随波而流者。即使是那些来上层的富有子弟,何尝不是在生活中迷失的失意者呢?

 



[1]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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