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仁罗布访谈录
胡沛萍 次仁罗布
次仁罗布是西藏当代文坛颇具潜力的中青年作家。他的创作数量不多，但质量颇高。最近几年，他的作品频频获奖，引起了区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外文。2010年，短篇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更使他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并由此在中国文坛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轰动效应”，人们又一次把目光对准了西藏文坛。 目前，对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研究和批评，已蔚然成风，成了西藏文坛上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正是在此种创作与批评互动的背景下，利用他参加“西藏当代文学创作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的机会，就文学活动中相关的话题，我们展开了一次访谈性质的文学对话。虽然本次访谈是在一种非常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其中的一些话题也缺乏足够的学理品格和学术逻辑，但也许正是在这种看似随意、轻松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更为有效地走进次仁罗布的艺术世界，揭示一些通过其他方式无法明晰洞察的艺术信息，从而帮助我们“近距离”地认识、理解他的精神之旅。由于次仁罗布是《西藏文学》的副主编，因此，这次文学对话中的一些相关话题也会帮助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了解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
文学创作：在生活中创造生活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次仁
次仁罗布（以下简称次仁）：我上到初中的时候（文革结束不久），读过一些红色经典的作品，其中《林海雪原》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但，那时候只是喜欢阅读，并没有想过当一名作家。在我上西藏大学藏文系学习时，有个从内地来的朋友给我借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济慈等人的诗集，这些诗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不能自禁地拿起笔开始模仿着写诗。这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1991年，我在西藏邮电学校教书，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尼木县去了一趟，回来的路上看到以摆渡为生的一名老人，于是创作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时任《西藏文学》主编的
在这我还要提一下已故著名作家加央西热老师，正是在他的极力举荐下，我才有机会调到西藏文联。在文联工作，自己有了一定的时间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要是没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前辈，我的文学道路不会走的这么平坦。
胡：您的第一职业是中学教师，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走上了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往往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您的童年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次仁：最初进行文学创作纯粹是为了好玩，是为了消解时间。2004年西藏作家协会派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我才真正懂得了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从那时起就有了作为一名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童年的记忆，可能占据了一个作家百分之七十的文学素材吧，我创作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是童年、少年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和那些故去和依然健在的人。今后，创作的作品中还会不断出现他们的影子。
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喜欢上写作的？
次仁：2005年开始，作品写的比较多，也写的比较成熟了。
胡：您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于《西藏文学》1992年第2期上的《罗孜的船夫》，这个故事来源于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吗？有没有虚构的成分？您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吗？
次仁：如前面所说，《罗孜的船夫》是我去尼木县时看到了一个摆渡者，才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摆渡者的生存状况写下来。当时我只看到了一个场景和画面，有了这个画面继而虚构出了小说中的那些个人物。现在回过头再看这篇小说，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文字、结构构、对话等都存在问题。
胡：在《罗孜的船夫》中，您想通过老船夫的遭遇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意识或生活认识？这种思想意识对您日后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次仁：《罗孜的船夫》里想表达的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在人间，虚幻的来世很飘渺，继而反映父女俩不同的生活选择。如今，我发现这种绝对化的，对追求现代物质生活的礼赞，只是看到了追求物质生活的积极一面，另外深层的一面当时却没能发现。那就是在追求利益过程中，人要丢掉很多固有的优秀品质，比如诚实、道义、怜爱、信誉等，人会变得很现实很势利。在这篇小说里，这方面一点都没有表现。今后我的作品里要表现的是，藏族传统文化中宣扬的那些人类可贵的品质，不会表现物欲的变态的颓废的东西。
胡：从1992年第一篇小说发表算起，您大概有近二十年的创作时间了，这期间您发表的小说有二十多篇，大约平均一年一篇，可以说是一个“低产”作家（当然低产只是一种量上的衡量，与作品质量的优劣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如此“低产”呢？
次仁：最初的创作，只是业余写作，是为了娱乐。有时候，一两年都没有写过一个字。真正把创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是从2005年开始的，我想从那时起我已逐渐地摆脱“低产”了。
胡：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常常会运用一些歌谣或流行歌词，您平时很留意这些东 西吗？您觉得在作品中增加这些东西会给你的作品带来哪些艺术效果？
次仁：平日里我喜欢留意这些歌谣和歌词。我在小说里利用歌词是为了呈现小说的时代背景，还有就是增强小说主人公当时的一种情绪和反映所处的环境；歌谣或谚语的引用，是为了简便而准确地表达一种想法或意思，其次，有呈现民族文化的意愿。
胡：您经常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吗？您喜欢那种类型的作品？在中国，哪几个作家是您比较喜欢的？您的阅读倾向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次仁：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看书，宗教、文学理论、历史书籍等，但看得更多的是外国文学作品。我喜欢海明威、福克纳、雷蒙德·卡佛、奈博科夫等人的作品。在中国我喜欢莫言对叙事可能性进行的探索，喜欢阎连科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喜欢余华的简洁和零度写作。通过阅读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从中学到了小说的结构，文字的运用，细节的铺设，主题的呈现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到了我的创作。
胡：您的一些作品已翻译成了韩语、英语，您还参加了一些中外作家文学交流笔会。这种文学交流活动对您的创作有促进作用吗？您认为这种交流活动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国外作家是如何评价您的作品的？
次仁：这种文学交流使我拓宽了视野，增强了自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交流，我不知道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世界性的还是地域性的。通过交流，知道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的外国人也承认自己的作品时，感觉自己的创作是为所有人的。英国翻译家Petula Parris-Huang很喜欢我写的小说《放生羊》，并在英国介绍当代中国作家的网上，以“我们发现次仁罗布”来进行推介；同样，小说《杀手》让韩国作家们很兴奋，之后的《神授》又使他们很惊讶，最终决定由韩国pradise文化财团在韩国出版韩语版的次仁罗布小说集。国外的总体评价是：作品里充满了人文关怀。
胡：最近几年，您的作品频频获奖，除了获得西藏自治区内的多个文学奖项外，2010年还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些获奖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变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次仁：获奖后的确有些改变，那就是约稿不断，现在跟很多杂志社欠了很多的稿债了。其他方面倒什么都没有改变，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最好的。
胡：创作对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影响吗？比如除写作之外的其他兴趣爱好、恋爱、家庭、工作等。您觉得写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命运吗？目前来看，什么样的生活因素是您创作顺利进行的最大障碍？
次仁：创作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样对家里应承担的责任可能会相应地减少，其它的爱好有时也需要放弃。作为《西藏文学》的一名编辑，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全投在了编辑杂志上，写作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
至于写作能否改变命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就我个人而言，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名教师到记者，再到编辑、创作者。现在我创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没有连续性的时间安心进行创作。
胡：写作在您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写作是否已经成为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课？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次仁：写作可能就是我今生不能罢手的一项工作，文学是我一生的支柱。
最初写作是为了一种游戏，一种好玩，但经过近段时间的写作，我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民族在书写，书写他们的苦难与快乐，挣扎与幸福，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映照这个民族的一面镜子。
胡：您认为写作与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您希望您的文学作品能够带给读者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
次仁：我认为写作与人生是相铺相成的，作品里的很多细节或经验，是作者自己人生历程的再现。一个作家经历的人生越是跌宕起伏，他的作品里呈现的生活会愈发的多姿多彩，人生感悟愈加的真知灼见。
我的创作离不开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通过文学创作中的不断探索，希望能够给藏族文学带来新的叙事点和新的文学范本。
叙事：文学的智慧
胡：您经常有意识、选择性地去阅读一些中外作品吗？对您而言，阅读是否仅仅是为了学到一种叙述技巧？抑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
次仁：是的，我会有选择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对我而言，阅读不仅仅是在学习小说写作的技巧，同时在感受作品里给我们展现的那种博大胸襟、人类历史的轨迹以及作家的悲天悯人情怀。一个伟大作家和平庸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们精神的高低。所以，我通过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努力让自己的精神健全，胸襟开阔。
胡：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您似乎是一个很注重“叙述技巧”的小说家。在有些小说中，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您对叙述手法或叙述视角（视点）的苦心经营，看得出您是一个在艺术形式上很自觉的作家。您认为小说的叙事技巧或叙述策略对作品的艺术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吗？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结合创作时的切身体验谈谈这个问题？
次仁：文学为什么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立志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新的叙事点，文学的生命才得以生机勃勃。要是我们按照一成不变的传统叙事手法进行创作，小说还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单调的劳作。优秀的作家是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求变上取得成功的。以我的小说《杀手》为例，原稿是写一个年轻人去寻找杀父仇人，最后在日喀则的萨嘎县找到了杀父仇人，并将其杀死。这样的故事可能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也有很多作家写过。怎样才能写得有新意，有突破这就是当时我遇到的难题。写好的这篇小说放了两年多，一直都没有找到新的叙事方法。2006年，我突然有了修改的冲动，我把“杀手”从故事中渐渐地淡去，通过司机（我）、茶馆服务员、羊倌来讲述见到的杀手，但那些都是很片面的、零碎的、主观的，通过这样的叙事来增强小说的想象余地。最后杀手的莫名失踪，司机替杀手在梦境中杀掉仇人。这样就有别于相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了，有了自身的特质。这就是内容与叙事技巧达到统一以后，产生出来的效果。所以探索新的叙事方法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让我们结合您的几部作品谈谈您对叙述艺术的认识与追求。发表于1994年的小说《情归何处》最早展示了您在这方面的艺术追求，小说中多重叙事手法的运用很能表现你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野心”。小说分别通过不同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名叫扎西的记者的爱情故事。开始以第一人称“我”——即扎西自己为叙述者，之后又转换成第三人称“他”，让别人讲扎西的故事，小说叙述就在这种转换中不断展开、推进，使文本形成了一种双重视角，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调色彩。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创作这篇小说的“当下语境”，那时您为什么会考虑用这种叙述方式呢？
次仁：当时我刚读过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小说的主人公巴恩斯与扎西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篇小说深受海明威的影响。作品里弥漫的那种怅惘、迷茫、愤懑，都舶来于海明威，只不过《情归何处》的故事发生地选择在了西藏。那时候我的创作主要是模仿，因此对叙述手法没有太在意，是一种无意识的，写作这篇小说时惟一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让人愿意读下去。
胡：小说《传说在延续》的叙述方式也很特别，现在与过去交互闪现，营造了一种恍如隔世、飘缈不定的艺术氛围。很显然，在这篇小说中，您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生命轮回的宗教思维，不断运用时空跨越的“梦境”或幻象，从而使作品蕴含了很浓厚的文化内涵。从叙述策略上来讲，您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如何才能与现代艺术观念和手法有机地结合？
次仁：首先我的感谢藏族文化，因为她使我有了根；其次，庆幸自己上大学时读了藏文专业。要是没有这些因，就不会有我在文学创作上结出的果。我的很多作品源自于传统文化，如《传说》中的金刚杵、《神授》中的说唱艺人、《德剁》中的浪荡僧人等，在创作过程中，我对笔下的人物是用现代的眼光来打量，用现代的思维去叙写的。唯有如此，作品的情感和思想才能被当代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胡：除此之外，《传说在延续》是一部具有社会人类学内涵的作品，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西藏社会发展的缩影。比如说，民族或族群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复婚）等。写这部作品时，您阅读过藏族民俗方面的著作吗？作为一位生活在拉萨的藏族人，这种大概只有在牧区才有的婚姻习俗，您是如何理解的？
次仁：写作这篇小说之前，我听说过很多一妻多夫制的故事，在昌都地区教书时也目睹过这种生活状态，还在其它一些书籍上读到过关于这种婚姻习俗的介绍文章。这些纷繁的东西在我脑海里经过过滤，就想通过小说的虚构来，探究一妻多夫制产生的原因，还原历史的一个概貌。
胡：小说《放生羊》是获得好评最多的作品，也是您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可以说正是这篇小说让您进入了广大读者的视野，引起了区内外，甚至国外同行和研究者们的关注。对于这篇小说，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作品中所流露、宣扬的悲悯之情、体恤之爱、感人善念等充满了宗教意味的人道情怀给予了毫不吝啬地肯定与赞誉。毋庸置疑，这样的阐释、评判是符合作品显在的主题意蕴的。您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创作意图。但我觉得，这篇小说还有一个必须值得关注的高妙之处，那就是叙述视角的选择。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才帮助小说非常有效地传达了它所包含的艺术审美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叙述视角就是第二人称“你”。我想知道的是，您在创作这篇小说时，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并不常见的叙述视角呢？
次仁：2008年年底，《芳草》杂志跟我约了一组稿子，前三篇小说（《阿米日嘎》《传说》《德剁》）完成以后，第四篇小说《放生羊》我感觉无从下手了。《放生羊》开始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来写过，总觉得不满意。有一次，在甜茶馆喝茶时，拉萨作家张萍给我借了高行健的《灵山》，小说起头就是用“你”来展开的。当时我惊住了，觉得自己也应该用“你”来写《放生羊》，这样小说的切口很小，但能充分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有别与前面写的那三篇作品。于是，《放生羊》就用第二人称来叙写的。
胡：小说《阿米日嘎》的叙述方式依然体现的是您对多重叙事视角的自觉追求。在小说中，三个不同的人物讲述同一个故事，这是“隐含作者”对人物“话语权”的充分尊重，让不同的“话语”或“想法、观点”形成交锋，其效果是能够让作品蕴含巨大的艺术张力。您是怎样看待这叙事方式的？我很欣赏该小说中您在叙事上的努力与探索，但我对结尾很不满意，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让小说中原本存在的艺术张力消失殆尽，那个断案的警察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思考的余地。也许您想通过这个充满温馨爱意的结尾凸显村民的淳朴、善良和人性当中崇高、伟大的感人品质，可是这对小说艺术审美张力却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坦率地说，读到结尾处，我对您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失望。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次仁：小说通过侦破种牛案开始的，想通过不同人对案件的陈述，表现各自的想法和目的，让他们成为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让作者消隐在这些人的背后，读者直接与小说中的人物接触，感受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
您提到小说结尾的处理令您失望，我想每篇作品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都会有各自的道理，我尊重这些不同的意见。只是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结局，纯粹是凭着感觉来结的尾。我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一旦消除了前嫌，心与心是可以沟通的。
胡：您有两篇小说的题目包含有“传说”两个字眼。“传说”意味着没有根据或道听途说，用艺术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艺术虚构”。在创作中，您是如何获得艺术素材并加以选择的？您在创作中是不是很看重艺术虚构？
次仁：小说不能是生活真实记录的呈现，是生活之上的可能，是我们不可预知的生活。小说是生活作为根基，而进行的艺术虚构的作品。要是真实地呈现生活，那就是报告文学了。
胡：我很欣赏《传说》这篇小说，感觉上写得很自如，在我看来这是您对艺术虚构把握的比较好的一篇小说。故事发生的环境、营造的气氛、故事的编制、讲述等都处理得不错，虚实结合比较巧妙，结尾也很有蕴味，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暗示“传说”将会延续，给人一种岁月如流，但又亘古不变的艺术冲击。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么构思这篇小说的？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深刻寓意？
次仁：《传说》的故事有原型。以前，拉萨有一名退休干部，他从一个康巴人手上买了金刚杵，后来交还给了寺庙。寺庙为了感谢他的无私捐献，特给他划拨了一块土地让其建房，以表示谢意。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就想怎样才能超越故事本身，写出有些意思的作品来。最终，我的选择三个时期里流传的三段“传说”，把西藏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串连起来，增加作品的厚重感。故事就从酒馆里展开，演绎了西藏的古代、近代、当代的三个传说，从而反映藏民族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传说的历史，即使是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愿意接受这种传说。另外，通过对金刚杵的不断渲染，有对宗教信物迷信般的敬仰，以此唤醒这个民族对宗教及历史进行反省。
胡：《神授》也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我想听听您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创作这部小说的？您对民间说唱《格萨尔》这种口传艺术有何看法？
次仁：200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听一位专家给我们讲民间文化方面的课。课堂上他说日本政府最初也是把民间艺人请到城市里来，政府给予相当高的待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艺人慢慢地失去了艺术的灵性。最后，日本政府反思这个问题，又把艺人安置到他们的原住地，政府适当地进行生活补偿。那堂课听完以后对我触动很大，联想起了我们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作为记者我曾经对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过采访，也听到了一些说唱艺人到城市里后，慢慢失语的故事。这些促使我写出了这篇小说来。期间，我也阅读和收集了很多关于格萨尔艺人的资料。在叙事策略方面，尝试了通过人称的转换，想达到一种忽近忽远的摇曳的动感的效果。
《格萨尔》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说唱艺人更是一个无法解说清楚的谜，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这部史诗和说唱艺人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有焦虑，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及城镇化的建设，说唱艺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狭了，这值得我们关注。在小说里我也表现出了这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胡：您的许多小说在叙述手法上大多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叙述技巧，但在思想内涵上，却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有着云泥之别。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颓废倾向，迷茫、失望、无奈、荒诞气息弥漫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上空。尽管您的作品也流动着忧郁的情绪，但在您笔下，希望依然存在，生活仍旧值得珍惜。能否谈谈您对这种区别的看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者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别？
次仁：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等，这些重大事件，使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精神文化意识发生急剧变化，怀疑和绝望充斥其间，造就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藏族文学，由于她所处的地理、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不允许她有那些颓废的成分。藏族文化和宗教宣扬的是忍耐、宽容、怜悯、勇敢、和谐等，这些深入到骨髓里的东西，即使让藏族人面对人生的最低谷时，也能坦然接受，绝不会自暴自弃。藏文化让藏族人懂得人生永远不会有圆满，在这种不圆满中要让心学会感恩和奋进。所以，我的后期作品里没有颓废、没有绝望、没有无奈。在我的文学创作中，只是借用西方现代派的有益的叙述技巧，来丰富藏族文学叙事的多样性，更好地展现藏民族内心世界和丰沛的情感。至于您说的我的作品里含有的“忧郁的情绪”，我再加一句“悲愁”，她们确实弥漫其间，这跟我的人生历程和家庭情况有关。同时请注意，这种忧郁的调子是藏族文学的精神气脉，《米拉日巴传》《仓央嘉措情歌》《思念拉萨》，及八大藏戏等，充盈这种忧伤，但它们的结局同样并不让人绝望。
胡：您是目前西藏作家群，以及藏族作家群中非常注重叙事技巧的一位作家，因此，尽管您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依然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大批作家中脱颖而出。您的这种创作追求值得其他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学习。因为，事实求实地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西藏文学多少有些不景气，少有代表性的作家出现，我想这与创作者们在艺术追求上缺乏求新的冒险精神有关。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西藏文学的这种沉寂状况的。
次仁：这的从两个方面谈起。一是大环境，也就是市场经济如火如荼时，文学表现的很茫然，无所适从，有很多作家放弃文学，去追逐市场的利益了。这对文学是个很大的冲击，西藏也不例外；二是西藏培养后备人才不够，缺乏激励机制，缺少好的环境，导致了西藏文学长时间的沉寂。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有一拨默默无闻的人，依旧坚持着写作，他们因为热爱文学而笔耕不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坚信他们会是西藏文学的中流砥柱，会是西藏文学繁荣的基石！
胡：您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还是《西藏文学》这一纯文学杂志的编辑。这些文学经历和文化身份肯定会使您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请结合这些经历和身份，谈谈您心目中的理想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并以此为标准展望一下西藏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次仁：在我心目中的理想文学是超越民族，不分国界，对人类命运怀有深深忧虑和提供独特人生经验的作品。同时，她在叙述上别具一格，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我想藏族作家拥有这种特质和经验，这是藏族文化所决定的。相信藏族作家会写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情怀的优秀作品。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二十四部作品里，有七部是民族题材的，其中藏族题材的就有两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藏族题材的作品就占了七部，且两部作品进入到前二十名。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独特的经验，独特的文化是何等的重要。因而，藏族文学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胡：《西藏文学》是当代西藏文学、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摇篮，它对西藏文学、藏族文学的发展意义非凡，作为编辑，您和您的同仁们是如何认识《西藏文学》的重要性的？目前对它有何种定位？对于它的发展前景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设想？
次仁：《西藏文学》是繁荣藏族文学的基石，编辑部会依托西藏面向整个藏区，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鼓励中青年作家出精品。编辑部现在也在积极同企业联系，筹措资金，设想举办年度优秀作品奖、改稿会、编辑走访、作家与评论家对话等，来促进藏族文学的繁荣。
传统与现实：无法规避的文学两极
胡：文化始终是文学所关注和表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以一定的文化为依托，一个作家对自己文化背景的认识和态度将会影响他（她）创作实践。能否结合您的阅读经验和生活体验，谈谈您对藏族传统文化优缺点的认识。您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值得保留、传承，哪些因素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的需求？
次仁：我想这个命题太大了。我对藏族文化也只知道一点皮毛，所以不敢妄断。但我确信一点，任何优秀的文化是能够经历住时间的涤荡和洗礼，被淘汰出去的那部分必然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胡：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有时会直接决定作家审美风格的生成和艺术个性的塑造，但有时也会成为限制作家审美视野和艺术思维的窠臼。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次仁：我在跟西藏的作家聊天时，经常说一句话，“你可以写藏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但你要用全人类的情感去写，写人性的东西。”我想要是哪位作家能够站到这样高度来写作的话，那他是全人类的，是世界的。藏族作家不应停留在写藏族传统文化的表象上，而要成为呈现其精髓内涵者。
胡：对待传统文化，有一种倾向是对民族民俗文化进行文献式描写，还有一种倾向是对宗教生活的神圣化敬仰。这两种文化态度和书写往往都缺乏令人怦然心动的情感灌注和充满世俗欲求的人间气息，它们往往会迷失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忽视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思想精髓，只是一味地膜拜传统文化。阅读您的作品，看不到这种过分情绪化的文化态度。您更乐于在对宗教行为和宗教观念的世俗化、现实化的描写中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更值得肯定的是您能够由此而尝试着提炼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因素。请问，这种文化书写是不是您的一种自觉文化的追求？您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家，应该对民族文化持有什么的态度？
次仁：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我最初创作的作品里体现不出这些元素，是后来慢慢融入进去的。但不能用这种独特的文化来故弄玄虚作为卖点，要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来呈现。民族文化是我们的根，但好的作家会把根埋在地底，而献出的是上面的绿叶和结出的硕果，读者会通过果实和绿叶感受到深藏于地底的根脉之强劲。
胡： 我们可以结合作品中的一些具体情节来谈谈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朝圣者》和《放生羊》中都描述了朝圣行为，二者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朝圣者》中的三位朝圣者带有很强的世俗欲求，而《放生羊》中的朝圣则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精神上的行为。对于这种两种朝圣，你是如何看待的？为什么对朝圣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次仁：《朝圣者》是我的第二篇小说，发表于《西藏文学》1993年第2期。那时候是我的学艺阶段，可能更多的是模仿和讲故事，对小说文本之外的深刻寓意缺少思考和探究。《放生羊》却是在2009年发表的，16年后再写的一篇朝圣的故事。期间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有了更多的人生经验和对生命的感悟。通过《放生羊》里的年扎老人，表达了我对世界的认识、亲情的认识、生命的感悟。
胡：生命的本质是忧伤的，这是我阅读您小说时所产生的一种深刻感触。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书写内容上展开探讨。比如，爱情、婚姻的破碎与失败是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情归何处》、《《秋夜》、《焚》、《尘网》等都包含着这种主题意蕴。《情归何处》中，美好的爱情因不可预知的灾祸所导致的生理上的缺陷而不得不在痛苦中结束；《秋夜》中的爱情、婚姻则因为金钱的左右而失去了让人感动的情愫；《尘网》中二十一岁的跛子和四十多岁的达嘎之间的“爱情、婚姻”，可以说是一种扭曲、变态的情感生活，而跛子之后与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与爱情毫无关系。《焚》算是此类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如果说前面几篇小说是在讲述一个个独立的爱情、婚姻案例，那么《焚》则是对这些案例深入分析后总结出的生活认识，它直露而令人绝望地宣告了爱情婚姻的虚假与丑陋，并借此展示了人性的卑劣。维色的生活感触，“男人对于她来讲，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满足她一时的生理需求，除此之外他们只是一些行尸走肉”，彻底而决绝地为爱情、婚姻唱响了失望的哀歌。对于这一主题，我想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您是怎样看待爱情婚姻的？在具体的作品中，您是否想通过爱情婚姻这一具体化的事项来思考、传达和展示某些更为宽泛、抽象的生活观念与人生困境？
次仁：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是绚烂的美丽的，但一旦步入婚姻一切变得是何等的机械和单一，只能在不断地适应不断地改进中呵护和维持婚姻。我想通过作品里的爱情易变和不可捉摸性，反衬人生的无常。
胡：《尘网》和《泥淖》是您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消极化”的描写与展示，似乎试图揭示繁华喧闹的城市表象下，人们内心的空虚、无聊和失落、困惑。您觉得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西藏民众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为什么要描写和展示这种变化？
次仁：这不光是藏族人遇到的问题，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我认识的很多的人，一边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丰盛物质生活，一边却怀念艰难岁月（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这种矛盾的想法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人精神世界极度地荒漠，藏族人也同样经历着这种煎熬。但好在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即使面对这种迷惘和纷扰，他们更关注内心的淡定和平静。
《泥淖》的写作是让我记忆这段历史，虽然这篇小说缺少深刻；《尘网》是对八廓街里那个故去的跛子的怀念，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胡：小说《杀手》也是一篇获奖作品，许多人给予了它很高的赞誉。但我有一种与别的评论者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篇小说很一般。首先是题材选择上很陈旧（当然这不是一个主要缺憾）。它是一个复仇题材，此种题材在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中比较常见，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扎西达娃就写过一篇在当时反响很大的作品《没有星光的夜》，讲述的也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说的是康巴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没有星光的夜》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对传统习俗中的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进行了明确的批判。《杀手》的题旨并没有归置于反思，而是以一种戏谑的叙事安排结局，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反讽意味。那个心怀复仇意念的康巴人在面对苍老孱弱的仇人时，大失所望，流泪而去，多年的追求在失望中化为乌有，让人感到一种命运无常、前景未卜的无奈与尴尬。您以这样的方式安排结局，有何用意？
次仁：现在能够看到的《杀手》是修改后的小说。没有修改前也是一篇复仇的故事，修改后我觉得最满意的地方在于叙事可能性上的探索，纯粹是小说技巧的一个尝试。后来，我却得到了好几种不同的反馈意见，这些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根本都没有想过。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写到，“在内陆文学的先锋写作已经余绪飘散的时候，藏区这个先锋文学的渊薮，依然强劲地活跃着从小说叙述本体出发来探照人的心灵世界的‘先锋派’作家群，目前，次仁罗布就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代表性作家。《杀手》的故事虽然简单，寻找——找到——放弃，这样的故事模式也并不够新鲜，但是‘杀手之谜’让这个小说在心理层面却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波折，一个康巴汉子寻找元凶替夫报仇，凶手的家庭生活情况和自我救赎的诚心使康巴人的复仇未果，复仇者在寻找元凶，而这个与小说作者同名的故事的讲述者在寻找那位复仇者，复仇者没能做成杀手，故事的讲述者却在梦中替康巴人杀了罪魁。幻梦中的暴行丝毫没有影响光天化日下的生活流程，而如何消弭内心的罪与罚，则是这小说里深藏的一个问号，宗教般令人敬畏的‘赎’与‘恕’的意蕴绵延到了文本之外。” “从小说开始作者就已经开始讲述一个梦一样的恍惚的故事了，因为这个故事关乎我们对命运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必然是神秘的。”（2006年11期小说选刊）“小说文本之外给我们提供的重要信息就是，杀掉内心的仇恨，人才会活的轻松。”（读者）
胡：《曲郭山上的雪》是一篇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说，它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观念和当代思想观念之间的某种背离与契合，在我看来，它是您的诸多文化书写类型的小说中，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关系处理的比较合理、完满的一篇。一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冲动刺激下产生的商业大片所展示的内容，让淳朴、虔诚的村民们信以为真、“顶礼膜拜”，这似乎是一种滑稽可笑的生存状态，它表明村民们生存环境的封闭与文化观念的滞后，这种封闭与滞后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背离，其结果是“自我迷失”，无法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当然，在冲突与背离的背后，我们又能感觉到二者的某种契合，那就是二者所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和人类生存困境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当然，这只是我作为读者所作的一些解读，请问您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次仁：最初，我听人说西藏偏远地区的农民看过“2012年”后，对他们触动很大，很多农民不再生产了，整天酗酒过日子。这使我有些惶惑，感到了强势文化的无孔不入，即使最偏远地区，也难免遭受蹂躏。这是我写《曲廓山上的雪》的初衷。但写作过程中不断有环保、藏文化因素的介入，小说的叙述上也借用了一些雷蒙德·卡佛的叙事手法。
胡：《神授》表现了现代科技文明进入高原农牧区后对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强力冲击与深刻影响，您对这种无法抗拒的文明化进程有何看法？您对传统文化的逐渐转变持什么样的态度？
次仁：任何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会以一些优秀文明的消失作为代价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作为一名写作者，有义务把这些叙写下来，以小说的形式留给后人，让后人了解这些曾经的文明。这就是一名作家的责任和义务。
胡：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是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艺术素材，当然这也是许多藏族作家所青睐的传统资源。您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来统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您觉得在征用这些传统资源时应该遵循哪些艺术原则？
次仁：藏族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一座丰饶的矿产。在我们引用其间的民间的传说或历史故事，进行再次创作时，应该要给她们赋予新的生命力，烙下时代的印痕。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时代的进程融合在一起。
胡：听说您正在构思、创作长篇小说，希望您能够有所突破、有所收获。再次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
次仁：我也诚心地感谢
次仁罗布简介：
1981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后,先后在西藏日报社和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西藏作家协会理事。
2007年11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2008年担任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杀手》入选“2006年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和“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了《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英文)，并被翻译成韩语。
小说《杀手》获得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
小说《界》获得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
2009年创作的小说《阿米日嘎》《放生羊》发表在《芳草》杂志第四期，后分别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选载。
《阿米日嘎》还被选入《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集》和《2009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放生羊》入选2009年中国当代最新作品排行榜，并被翻译成韩语。
2009年发表在《民族文学》第九期的短篇小说《传说》被翻译成了蒙古语和维吾尔语、哈萨克斯坦语、藏语。
2009年获得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颁发的创新新秀奖。
2010年短篇小说《放生羊》（原载《芳草》2009年第4期）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