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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特点

发布时间:2014-06-09 信息来源: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浏览次数:4587

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特点

李荣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的使用

    1、小人物群像的塑造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次仁罗布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藏区的普通小人物。比如:《罗孜的船夫》中摆渡的老船夫、《放生羊》中暮年孤苦的年扎大爷、《神授》中的牧羊少年、《阿日米噶》中然堆村的村民贡布、《界》中的女仆查斯、《杀手》中为父报仇的康巴汉子等。纵观这些小人物,可以发现:纵然他们生活在困苦之中,老船夫依然发出了“是这汹涌的江水造就了我……拉萨城里闹哄哄,人心也不善。罗孜虽然荒凉,人心却充满爱”的感慨;年扎大爷买下放生羊后,不再日日烂醉,沉溺于亡妻的悲痛中,而是带着放生羊潜心礼佛,供奉三宝,为来生修善业;然堆村,一直被人误会是杀牛凶手的嘎玛多吉,在真相大白之后发出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却充满底气的“我买种牛的六十斤肉”。

2、敢于直面现实问题

作者在表现藏民族强大、坚韧、有担当的精神品质的同时,也不回避人性中阴暗、自私、贪婪的本性。在《传说》中,农夫、车夫作为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典型代表,虽然真诚善良,但盲目迷信,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而长发老师作为知识分子,同样也认同“金刚杵拥有刀枪不入的神力”。最后,农夫的死,给了这个传说有力的一击。作者借此对藏族集体性格中的消极性因素给予了否定。《阿日米噶》中,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给这个村子搅得“热热闹闹”,被怀疑是种牛杀手的嘎玛多吉道出了实情“贡布知道村民们不愿掏钱来配种,他们想用同一个村子的纽带来把钱压倒最低,或者免费,这样贡布当然不乐意”。贡布的自私、贪婪显露无遗。因而可以看出次仁罗布对于族群精神思想持有一种“扬弃”的态度。

二、宗教思想下的女性形象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作家,多年的记者经历不仅让他看到了多面化、深层次的社会图景,更使得作品中的宗教意识蕴味醇厚。而在这种宗教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某种独特性。

1、浓厚的宗教意识

在佛经《十善经》中,指出对佛教徒的教义是“五戒十善”。“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指:十种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认为持五戒十善到上上品,命终可升天,做到中上品,来世能得人身。除此之外,藏传佛教中“重来世,轻现实”“生命轮回、因果业报、多多行善以求来世福报”的达观态度,成为了一种群体无意识,浸润在藏民族的生命之中。

《放生羊》中年扎大爷为使亡妻桑姆转世而带着放生羊广修善业,潜心礼佛,在得知自己患重病后仍坚持行善,并说:“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死去,活着的日子里,我会带你做很多的善事,这样你可以消除恶业,来世有个好去处。”《阿日米噶》中,公布的母亲为了避免儿子与村人生矛盾,屡屡劝说儿子、责备儿子不明事理。《神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远离了部落和草原后,格萨尔说唱人亚尔杰在拉萨的格萨尔讲述灵感逐渐枯竭。《届》中儿子多佩为了唤醒挣扎于爱恨苦痛深渊中的母亲而服下母亲查斯下的毒。多佩死后,查斯痛悟,余生刻着六字真言,乃至“她的眼睛已经瞎了,下身瘫了,但她的字愈发飘逸隽永”。《杀手》中康巴汉子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找到了仇家,却在看到仇家妻子贤惠、儿子可爱,眼前的仇人是“身子已经弯曲,头发也已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的时候,康巴汉子“哭着跑了出去,再也没回来”。仇人杀人后良心不安,常去庙里转经,对菩萨虔诚,内心时刻处在煎熬之中,康巴汉子得知后,放弃了复仇,浇灭了内心仇恨的火焰。

2、宗教意识下的女性形象

在次仁罗布的笔下,女性形象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与传统女性相异的新一代藏族儿女形象。他们敢于接受新事物,大胆的追求幸福。如《罗孜的船夫》中的船夫女儿。她跟随康巴汉子离开了贫穷落后的罗孜,去拉萨开了家商店过起了父亲所不屑的城市舒适生活。另一类女性就是处在宗教和阶级权贵势力下的女性形象。如《界》中的女仆查斯。她的母亲,一个康巴女人被老爷玩弄抛弃,而她自己也被少爷玩弄,最后许给了驼背男仆;儿子七岁时,又被庄园的老太太送进了寺院。她是个体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形象,在婚姻和爱情中是被动和迷茫的。

值得注意的是:查斯虽在心灵和情感上被老爷们玩弄,屈服于权贵,在宗教意识下隐忍,卑微一生。但她也有说“不”的时候。为了让儿子留在身边,她不惜以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俨然成了一个复仇女神。这一行动意义重大。

三、苦难和救赎的主题

次仁罗布的作品中,“苦难”和“救赎”成了一种叙事模式。在这一叙事中,体现着次仁罗布美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和人道主义光辉,有着一种大慈悲情怀,他将宽容和利他,信任与自然,坚韧与顽强,崇尚正义的人文主义理想放到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上。

作品中的苦难可以分为:现实生存境遇的苦难和内在精神的苦难两种。现实生存境遇的苦难是指由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时代背景、个体的具体生存环境所导致的苦难。而现实生存境遇的苦难又可细分为:由历史创造的苦难(如《界》中十三世达喇喇嘛统治下的查斯命运悲剧)及现实苦难(如《罗孜的船夫》中,罗孜是一个贫瘠之地,人烟稀少。在这样的环境下,船夫的女儿不甘在这样的地方终了一生而选择生存环境相对好的拉萨定居。)内在精神的苦难是指个体内在精神得不到舒展所造成的苦难。如《杀手》中苦寻仇人十三年的康巴汉子,抱着不远千里为父报仇的信念,将自己的内心囚禁于复仇的火焰中无法自拔。

与苦难同时书写的是救赎。这种救赎重在自我的精神救赎。比如:《界》中,儿子多佩以生命为代价对母亲查斯的救赎,以及醒悟后的查斯,余生刻着六字真言以求自我救赎。在《放生羊》中,年扎大爷为了超度亡妻而买下放生羊,拖着病重的身体依然行着善事。将自己从每日烂醉的泥潭中挣脱,实现了自我的救赎。《神授》中格萨尔说唱艺人亚尔杰在草原部落和拉萨两地截然不同的说唱经历,使他产生了远离故土的精神乡愁。在说唱灵感枯竭之时,他毅然选择了重回故地,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

四、多种创作手法的运用

次仁罗布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他也不排斥使用魔幻和意识流的手法。多种创作手法的使用,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可看性,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使次仁罗布的文学创作手法更加的多元化。

如在《界》中,小说主要通过年老力衰的管家、女仆查斯和行将被毒死的多佩的意识流动极力的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小说多层次、立体结构的特点,使整部作品变得丰满而厚重。《神授》中,牧羊少年被神授的经历,草原狼、铜镜的意象设置都具有魔幻意味。《传说》中,有关金刚杵和金刚橛的神化同样也有魔幻意味。

 

参考文献:

1、《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创作论》 朱霞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20117 32 第四期

2、《论次仁罗布小说中藏族美德书写》 王四四 陶柯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3年第一期

3、《民族意蕴的深层表达—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 徐琴  《民族文学》20099

4、《新生代藏族文学的奇葩—次仁罗布小说创作论析》 魏春春 《西藏研究》 201110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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