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快乐生活的延续
——班丹访谈录
胡沛萍
班丹是目前西藏文坛上相当活跃的一位优秀作家。他的散文清秀活泼、洒脱自若，充满生活志趣，透射着人生智慧，是西藏文坛难得的不承载文化重负的言情说志散文。他的小说创作不但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述技巧，而且从西藏民间文学那里获取艺术资源，不少篇章把二者融合贯通地非常高妙，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他的小说在地域背景的设置上对阿里高原和古格王朝的着意凸显，是西藏当代文学的一大亮点。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从文化历史的视野审视，这是作者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艺术外化。毫无疑问，班丹的这种颇具个性的文学实践值得我们关注。在与班丹相遇之前，我早已拜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并做过大略的评述。几年后我们有幸见面，
文学与人生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作家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请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
班丹（以下简称班）：我于1982年在西藏民族学院语言系藏语文专科班毕业后，先后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编译处、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党刊（《新西藏》前身《西藏通讯》）处、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调研处、翻译室、综合信息处等部门工作过，均为组织安排、调动。2000年，按照区党委从自治区直属单位选派20名优秀干部到阿里工作的部署，区党委办公厅从40余名自愿报名者中选派我到阿里地区札达县担任副县长；2002年10月份，阿里地区组织部将我调整到地区行署翻译室工作；2003年10月份，因故借调到自治区档案局（馆）工作，2007年正式调入该单位工作。
至于我的创作经历，说起来既简单到可以用三言两语概括，又复杂到洋洋洒洒万把字也难说清。我从1981年在校时开始用藏文尝试着写点东西到现在算起来有20多个年头。我这么说，您肯定会大惑不解，明明是30多年，怎么说是20多年呢？其中的缘由在于我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除发表少量的藏文诗、翻译作品、与人合作编著《藏语敬语词典》，便将创作之地撂荒了。真正把文学创作当一回事，带着某种目的，认认真真地进入写作领域，是在我从阿里撤回拉萨的第二个年头，即2004年以后的事儿。您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不外乎是想说，阿里敲醒了我的文学之梦，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一离开狮泉河镇，朝拉萨方向走，一种挡不住的写作冲动、表达欲望如一堆炭火，在我心中隐隐燃烧，使得我的大脑在很长时间内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起初我还是想用藏文搞创作，毕竟藏语是我的母语，是十分优秀的语种、文字之一，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我对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的说法存疑），写出我眼里的阿里、心中的阿里，写出存储于我脑子里的所有有关我的民族和故土的故事。因而，回到拉萨不久，我就在《西藏文艺》和《邦锦梅朵》上发表了部分藏文诗歌和新编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表达欲。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我用汉文创作并发表的系列散文《阿里感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就促使我又一次迷恋上了跟藏文一样富于魅力的方块字，写出了《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走进荒原》和《阳光背后是月光》（见《西藏文学》）三个中篇小说。不谦虚地说，读者反映不差，特别是《走进荒原》受到了藏族女性读者的广泛好评，还被喜欢这个作品的一位藏文作家译成藏文，向不懂汉语的读者作了推介。之后又写出了一些短（中）篇小说和散文。久而久之，我被方块字牵着鼻子踽踽独行，走到了今天。由于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要遵守十分严苛的考勤制度，不能像不实行坐班制单位的工作人员那样，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高高兴兴地干你想干的事儿。同时，还要考虑身体状况，即使时间和精力允许我瞎折腾，可身体不一定支持我。所以，我意识到选择双语写作路线，还搞点文学或其它方面的翻译工作显然很不现实，纯属不明智的举动。长话短说，而今，文学之于我，已然成为了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我的创作开始具有一定的目的，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
胡：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创作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终身的。能否谈谈你的生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对您的创作的影响？
班：在我身边有很多人喜于且乐此不疲地向人描述他（她）的生长环境，尤其是童年，娓娓道来，绘声绘色，把自己的生长环境，也就是家乡描绘得美若神话传说或作家、诗人笔下的仙境。而我却恰恰相反，极少提及那个深刻于我脑海，有可能是很不错的记忆的生长环境。但是作为被人称作作家的人，我似乎应该正视与文学发生内在联系的一切问题，真诚地对待作家的良师益友——评论家，透露透露自己的生长环境。
我出生在距离拉萨约
不可否认，什么样的生长环境和教育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或者对一个人成长多少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文学创作亦是如此。然而，教育环境对我的创作并没有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倒是我的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和步入社会之后的成长环境，也就是生活环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藏一位资深文学编辑、评论家曾经说我是个“灰调诗人”。我默认了。原因在于我的生长或曰成长环境造就了我和我的诗、小说和散文。换句话说，我一直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悲观情绪的人，表面很乐观、豁达，可内心深处充满焦虑、忧愁和矛盾。
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的？那个时候文学在您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班：我创作起步不算晚，19岁就发表诗歌并获得省级创作奖。而且 1994年前发表的藏汉文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起点很不低哦（别人这么评价的）。只是，我白白荒废掉了宝贵的10年。等到我终于醒转过来，重新拾起辍弃多年的笔墨涂鸦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的笔头不听使唤了，让我走了些弯路，吃了“大亏”，只得进行自我调整，来个“而今迈步从头越”。
现在您已经注意到我弄文学的时间是够早的了吧。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显然是您会进一步向我提出一个问题，班丹，你从事文学创作时间挺长的，怎么进步这么慢？没有什么成果啊。是的，我初次接触文学创作，或者叫做触摸文学创作的脉搏是够早的。可以这么说吧？我当初在民院上学时试着搞点文学创作，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酷爱）、出于对我从书本
胡：就我的阅读感觉而言，西藏作家很少有在作品中讲述自己童年记忆的，您似乎也不例外。您对自己的童年有印象吗？你小时候听过说唱艺人讲述的《格萨尔》吗？如果听过，这种经验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哪些影响吗？
班：西藏作家很少在作品中讲述自己童年记忆的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把笔触伸向摇醒童年记忆的作品，最明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作家创作涉及“人物”童年生活的作品，比如类似自传体的东西。不过我以为我的拙作《微风拂过的日子》的故事带有我童年的影子。撇开虚构部分，情节，包括情境都来自我童年的记忆。
我对自己的童年印象之深，完全可以用刻骨铭心这个词来形容，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拂之再来。说来非常奇怪，我对45岁之前，特别是从两三岁到十来岁时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而到了45岁之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很多事情疾速从记忆中消失，看书等于没看，除大致的内容，什么也记不住，甚至连作者的名字也记不清。
您问我小时候听过说唱艺人讲述的《格萨尔》故事。我的回答是，很遗憾，只听说过世间流传着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却没有听过任何具体的故事。您可能知道，并不是每个藏族地区和所有藏族人都喜欢听《格萨尔》故事。也许是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戒规影响（我确实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是听我已故父亲讲，格鲁派僧人不得听《格萨尔》故事），前、后藏地区没有多少人听《格萨尔》故事。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过《英雄出世》和《降伏妖魔》两部。所以，说实话，《格萨尔》故事的阅读经验对我的创作谈不上有何影响。
胡：以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算起，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发表在哪家刊物上？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
班：我的处女作藏文诗《温暖的阳光照西藏》是我19岁时，也就是1980年在西藏民院上学时写的，发表在《西藏日报》副刊。作为初学者，我不曾寄予这首诗多大的希望，纯粹是投石问路的尝试性“写作”。不料意外地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创作奖”二等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藏文小说处女作《走过的路程》也是在西藏民院时，语文系安排给我们寝室的共同任务，但是由我完成的，1982年临近毕业时创作，1984年才以铅字的面目出现在《西藏文艺》上与读者见面，1985被收入西藏“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献礼文集《西藏短篇小说集》，打那以后我对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我的汉文散文处女作《牛粪·烤土豆和我》于1987年由《西藏群众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酒馆里，我们闲聊》于1987年由《西藏文学》刊发。这两篇作品像是检验我的汉语功底和文学修养的标准，它告诉我可以用汉语搞创作。可是1994年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之后，我的创作如同断了源头的溪流戛然而止了。
胡：还记得大学期间阅读书籍的经历吗？那个时候读得最多的是哪类书？
班：记得。那时我们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初步），至少是有意识地在向全国各大专院校靠拢，从体制上与外界接轨，每天的课时排得很满，也极少让我们参加毫无意义的会议和无谓的劳动，使学习时间得到了相应的保障。这点应该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由于班里同学的藏文基础参差不齐，因此，到语文系后的头两年，我们没能直接进入专业课的学习，而是给那一多半政治上红得发紫，学业上并不怎么样的同学补课。加上当时学院没有使用五省区统一藏文教材（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统一教材），而是用自编教材，课文多半系由汉语译成藏文的东西——什么《可爱的中国》、《谁是最可爱的人》……外加报纸上的通讯报导文章，我们压根学不到真正的藏文，连一般的知识性东西都学不到。可笑吧？岂止是可笑，实在是可恶至极。当时我为自己没有按我的汉语老
胡：您曾经在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您离开阿里似乎已经很长时间了。读过您的一些描述阿里人事、风情和环境的散文，能感觉到您对阿里的浓厚情意。现在居住在充满现代气息的拉萨，还有没有继续描写阿里的艺术冲动？如果有，还能保持很久以前的那种情怀吗？
班：我当然要继续描写阿里，这种艺术冲动是无法阻挡的，而且对于阿里的情怀会保持到我离开人世。因为阿里之于我好比是一道浓烈、醇香的佳酿，越饮越有味，越饮越想饮。阿里的苍凉之美、雄浑之美、荒芜之美、旷达之美（在眼中阿里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以及善良、纯朴、勤劳、智慧的阿里人民的形像深入我的骨髓，永世难忘。也不知何故，我有着强烈的阿里情结。自十来岁时从书本上得知藏西阿里有个叫札达的地方，那里有象雄文明的痕迹，留有古格王朝的遗址遗迹遗风，我便心向往之，常常借梦踏足于那里的土地。
胡：现在还找机会去阿里体验生活，寻找曾经的感觉吗？
班：会的。我会寻找机会，不，是创造条件，“重归故里”，以全新的视角再度踏上那片高地，吻遍那里的每棵草、每朵花，感受新的气息。我恨不能马上退休，躲进阿里哪个山旮旯、草窝窝，享受我所希望得到并在努力追求的人生。
胡：创作带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目前的生活状态而言，创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文学创作在您的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班：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恐怕是快乐。因了创作，我感觉自己活得比没有任何业余爱好的人充实。对我而言，创作是我精神生活的最大需求，试想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极其富足，但精神生活一贫如洗，那么这个人活着不会感到有多幸福。对于我来说，创作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把一生当几辈子使，活得有那么点价值。由此可见，创作在我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重要。香烟、美酒我可以不要，但不能放弃文学创作。否则，我很难想像我的余生该怎么体面而光彩地度过。
胡：但您的职业是从事档案业务工作，这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班：档案利用得好，无疑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反之就是狗屁。作为馆藏量居全国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之首、仅次于国家史馆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我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能够成为西藏的档案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只可惜我不想，至少目前还没有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打算。我对历史题材的东西不感冒，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全是糊弄人玩的。不然，卷帙浩繁、价值连城的西藏历史档案会让我走很长很长一段历史题材的创作之路，包括影视作品的创作。
胡：如何看待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您对目前西藏当代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批评有何看法？
班：这个题目有点大，我没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接受您和读者的考量。说句千真万确的废话，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好比是文学创作的监工。没有文学批评，就等于没有文学创作，至少文学创作难以向前推进。我对西藏当代文学比较看好，并且抱有很大希望，就看作家们是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创作的。我发现有的作家承受能力差，被个别沉湎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创作辉煌景象，悲观地看待西藏当代文学的人抛出的所谓西藏文学处于徘徊阶段啊、西藏文学仍在走下坡路啦、西藏文学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呀等等言论击倒，一蹶不振。我看大可不必。我很赞赏西藏民院
胡：我注意到您的作品的许多题目很有意思，您是否很在意作品的命名？生活中可没有这么多有诗意的景致啊！
班：我固执地认为藏民族是个热爱生活、富于诗意的民族，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性情如此乐观奔放、积极向上的民族。所以我在给自己的作品命名时自然有所讲究。
胡：许多作家都认为西藏这块高天厚土是艺术的宝藏，广袤的高原大地蕴藏着用之不竭的艺术素材。就西藏文坛而言，目前有关西藏的题材主要集中在藏东和拉萨地区，也就是说藏东和拉萨地区是受到文学关注最多的地域，其他地区似乎还处于蛰伏状态，等待着创作者们的开发。您的“文学领地”主要是阿里一带。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古格王朝”这样的字眼，故事背景的设置也与此有关。看得出您是有意识地在“开发”这一地区，试图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是这样吗？如果以阿里作为文学根据地，它能为您的创作提供哪些有利因素？
班：“看得出您是有意识地在‘开发’这一地区（阿里），试图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 曾经有人向我提出过相同的问题，还十分关切地建议我像威廉·福克纳那样“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天地”，把阿里札达的某一个小镇、村庄作为写作的根据地，把所有的小说情境都设置在一个固定地方，这样就会有意思，因为在西藏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这么个作家。是的，好的作家大都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可能是地域上的，也有可能是精神意义上的。作为阿里的过客，长期在拉萨生活的这一现实不允许我这辈子把自己定格在阿里，将创作背景固定在阿里某一个地方，寻求“有意思”的结果。假如我采纳好心朋友的意见，真地把阿里开辟为我的写作根据地，那么我就可以摆脱创作上的许多束缚，把每篇小说都写得空灵一点，更具吸引力。其主要理由在于，阿里仍不失为创作的处女地、“祖国最后一片净土”，更重要的是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被世人完全揭开。
胡：您的一些小说中常常涉及历史事件，尤其是有关阿里和古格王朝的历史。您对藏族历史感兴趣吗？你觉得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应该如何处理好历史事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班：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对藏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做过艰难的选择。所谓藏学，它的研究客体主要还是藏族历史。说实话，如果我对我自己民族的历史不感兴趣，就意味着我不懂得我民族历史。因此，我的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旨在反映藏族生活的文学创作也就无从谈起。历史，说到到底，不过是照亮后者前行的一面镜子。基于此，作为当代作家不必对历史做过多的纠缠，因为这不是你的职责所在。但你必须懂得且要尊重你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你的作品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你就得立足于史实，慎重取舍。虚构部分要做到合情合理，天衣无缝。还要始终绷紧你的作品给谁看、为谁服务这根弦。不懂自己民族的历史不一定意味着背叛。但是篡改，甚或歪曲历史事实，就一定意味着背叛。不久前，出于应急之需，我粗略地翻了翻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没翻几页，就发现与历史事实有太多的出入，大有掩耳盗铃之嫌，感觉到太假，是一堆文字垃圾。不过我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往下看，还把那部小说带到银川，在会议间隙阅读。然而，最终还是令我大失所望。这部长篇小说给我的提示是，历史题材的东西你可以去写，但万万不可玩得过头，太离谱。
胡：您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您已经把当代一些您认为比较优秀的藏文作品翻译成了汉文作品，据了解您翻译的《风筝·岁月与往事》获得了西藏自治区首届翻译三等奖、中篇小说《斯曲和她五个孩子的父亲们》获得了西藏自治区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铜奖，这两篇译文还被收入《藏族新小说译选集》；短篇小说《命运的抉择》（载于《民族文学》2010年第一期）经您翻译推介，原著作者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创作奖。就您的了解来看，在西藏从事当代藏文创作的作家有哪些，他们的作品有哪些，请做些介绍。
班：不好意思，大概从1998年以后，我看当代藏文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少，到2004年以后极少关注藏文作家及其他们的作品，几乎不看藏文作品。原因，主要是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所以，除了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起活跃在西藏文坛的班觉（已故）、恰白·次旦平措、扎西班典、拉巴平措、旺多、次仁朗公、旦巴亚尔杰、江瀑、平措扎西（双语作家）、吾金多吉、次多、伦珠朗杰、益西丹增、罗布桑培、次央、白拉、喀瓦嘎布、尼玛顿珠、强巴丹增、多吉次仁、索茹·嘎玛公乔、旦增尼玛等作家（诗人），我还真不了解在西藏从事当代藏文创作的作家都有哪些，我很难悉数说出他们都有哪些作品。我知道并稍微熟悉点的作家作品有
胡：有人说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为了力求准确全面地传达原作的各种审美信息，您觉得一个从事藏文作品翻译的翻译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需要坚持哪些原则？
班：翻译，的确是一种再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就不会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学亦如此。从事藏文作品翻译的人跟任何文字翻译者一样，首先要对文学翻译有敬畏之心。其次，要有扎实的藏汉文文字功底。第三，要懂得文学，要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相应的文学语言基础，起码脑子里要有足够的文学词汇。第四，要具备成熟的翻译能力，即娴熟的翻译技巧。第五，要有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知识。需要坚持的原则，我想既要忠于原著（文），如实再现原著（文）思想内容，做到“信、达、雅”，但又不能被没有翻译能力，却能“指点江山”的某些翻译理论家琢磨出来的条条框框套住。
胡：就您的翻译经验而言，您认为目前如何做好藏文创作的翻译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班：就西藏本土而言，文学创作的翻译不论是藏译汉，还是汉译藏，基本属于个人或曰民间行为，没有，也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翻译队伍。比如，我译介的所有藏文文学作品都是原文作者找上门来，让我翻译，或者文学刊物编辑约稿的。再者，现在的人很现实。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为人作嫁衣裳的事儿，认为自己有翻译能力，为何不去搞创作？你把一位只在藏语读者中有那么点影响，却不被广泛知晓和关注的作家的作品译成汉文加以推介，你能得到什么好处？除了可怜的、每千字几十块钱的稿费，你什么也得不到。而原著（文）作者就不一样，受众面得到扩大，会走进更多读者的视野，而且有可能获大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一提到某部世界名著，读者记住的永远只是原著（文）作者，而不是译者。你问《百年孤独》的作者是哪位，弄文学或喜欢文学的人能够随口答出。但要是问这部伟大作品的汉语译者是谁，就没有几个人答得上来。所以，就目前藏文创作翻译状况来说，首先翻译力量微乎其微，作品翻译量太小，别说赶上日本（据我所知，日本有强大的翻译机构，经费有保障，翻译量很大），连国内维吾尔、蒙古族等兄弟民族的步伐都跟不上，不值一提。第二，翻译质量如何？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没有一个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作出科学鉴定。第三，即使有人愿意作出牺牲，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下大力气翻译用藏文创作的作品，你的劳动成果未必能够呈现给读者。谁支持你，给你出版经费？总不能像平措诺杰先生那样，以贷款方式预支住房公基金出版译著吧。鉴于此，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探讨“如何做好藏文创作的翻译工作”的问题。
胡：您认为西藏当代藏文创作的整体趋势有哪些特征？是否存在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班：不读藏文作家的作品，我没有资格谈论当代藏文创作整体趋势所具有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不如我向您推荐一些重要作家、编辑解答这个问题。
胡：您的创作和翻译作品都获得过奖项，您认为获奖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班：获奖肯定是件好事，最起码你会意识到你的东西得到了专家、读者的认可。这多少会增强你继续创作的信心，激励你大胆地往前走。当然，同时也会给你增加压力——你得考虑突破自己、超越过去，不断进步。
胡：据了解，您还进行藏文创作，作为双语作家，您觉得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二者可以互补吗？
班：依我个人的创作经验而论，藏文创作与汉文创作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起点不同，受众不同，水准不同，相互间的差距也就自然拉开了。相比之下，汉语创作在艺术表现形式和表达方面肯下功夫，站得高一些，走得更远一些。而藏文创作多数停留在起始阶段，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好就算完成任务了，在表达方面欠缺追求和火候。作为同门类的文学创作，毋庸讳言，二者之间肯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特别是表达上可以借鉴汉文作家的做法；而在表现作品细节的真实性和生活内容的真实性方面可以向藏文作家取经。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
文学世界
胡：扎西达娃是西藏文坛和藏族文坛上标杆性的人物，他大概对许多藏族作家和西藏作家产生过或轻或重的影响。提起他的创作，许多年轻作家都会报以赞许的目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响称作“扎西达娃效应”。您是如何看待扎西达娃的创作的？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言，觉得您的创作风格与扎西达娃的创作风格有许多相通之处，您读过扎西达娃的小说吗？
班：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您，作为西藏文坛曾经的领军人物，一面旗帜，扎西达娃老师是我最崇敬的作家。他的作品陪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走到今天。我读过很多西藏作家的作品，我也喜欢色波、金志国、刘伟、冯良、索琼的作品。但没有哪位跟扎西达娃老师同期活跃于西藏文坛的作家的作品，像他的作品那样吸引我的眼球，给我以震撼的力量。对于他的创作，我除了表示一万个赞许、惊叹，更多的是敬仰。记得从《骚动的香巴拉》之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没有读到他的作品。您能体会读不到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作品时的感受吗？这么跟您说得了，心里空落落的，仿佛没能做成某件重要事情。说得直白点，要是哪期《西藏文学》上没有扎西达娃老师的作品，我就不买那期。魔幻现实主义——我最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这条路在中国被他封死了，我怀疑在中国能够突破他的人还没有出生。
您觉得我的“创作风格与扎西达娃的创作风格有许多相通之处。”这点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也许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了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思等人的影响。问题是我把能够找到的扎西达娃老师所有作品都认认真真地读过，不少作品读了不下于三四遍，比如《归途小夜曲》、《导演与色珍》、《没有星光的夜》、《江那边》、《白杨林·花环·梦》、《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等，不一而足。可惜当时赏读扎西达娃的作品没有更多的目的，仅仅是图个好看、舒服，看个过瘾。听您这么说，我突然感到有些难受，准确地说是难堪。从创作的角度讲，作家最怕的是丢失自我，创作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特色。这跟画家得到别人评价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在评价某位画家的画作时大加赞赏，说，“哎哟，您画得真好，简直跟照片没有两样”，他会有什么反应？他第一时间想到的绝对是“咳，我没戏。不如趁早把画笔扔掉，干别的”。好在我的小说只是“有许多相通之处”。
胡：《微风拂过的日子》从主题、情感因素来看，是一篇充满了温馨感人情愫的人性赞歌，读后令人深受感动。一个因后天因素变成哑巴的男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爱情的真挚与伟大。这是这篇小说一个值得关注的艺术焦点。但这篇小说在叙述上采取的角度却显得太过直露。我的意思是，在人称选择上叙述者把自己的情感倾向表现得太明显了。小说中直接用“我们的”这样的字眼，主观上看，情到深处叙述者无法掩饰自己对主人公高贵品质的赞美钦佩；客观上则是叙述者以这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强迫读者去认可自己的情感倾向。您在创作的下意识中是否有这种意念？
班：人们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用“我们的阿南”这样的称谓，惟一的目的是跟读者套近乎，缩短叙述者与读者间的距离，使读者感到亲切，以求产生共鸣。感谢您直言不讳，提出您的看法。这对我检验自己的作品，找出缺憾大有禆益。
胡：现在许多藏族作家都具有相当开阔的创作视野，都希望当代藏族文学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地，您觉得当代藏族文学如何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班：要有世界的眼光、胸怀和高度，还要有饱满的人类共通的情怀。我想，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因素，就有可能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地。就我本人的创作来说，一直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可是力不从心，没有做到，离达到那种境界，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此生无望。
胡：记得在一次闲谈中，您提到了藏族民间文学中的机智型人物阿古顿巴，说这个人物很有意思。阅读您的小说，感觉到您的作品中阿古顿巴身上的那种机智、诙谐的精神气息很是浓厚。不知我的这种感觉是否准确。阿古顿巴的相关故事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吗？如果有，这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班：在现实生活中机智型人物不不计其数。所以，对我创作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阿古顿巴的故事。
胡：当代藏族作家都善于从传统文化、民间文学那里择取艺术素材，但每一个作家所选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作家直接挪用题材，有的作家可能倾向于文化精神上的汲取，有些作家则偏重于形式上的借鉴，当然这几种情况往往不会截然分开，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您似乎也是一位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学颇感兴趣的作家，我感觉到您特别注重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中的精神性因素那里汲取营养，是这样吗？您觉得当代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班：可以这么说。我确实比较“注重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中的精神性因素那里汲取营养”，以加强作品的表现力，丰富作品的精神内涵。我认为直接从传统文化、民间文学中挪用题材的做法不可取。做得好，不留痕迹也罢。否则会破坏作品的可读性，人家一看，就能看出破绽，也就不会读下去。我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科学地参照、借鉴民间文学的一些表现形式。
胡：虽然您的作品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时代转变的痕迹，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对立。因为您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宗教意识、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生活观念和场景的反差与对立。在小说中，您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平和的、中庸的。您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新旧观念引起的冲突与对立？
班：要抑制情绪，理智地冷静地处理永远无法避开的、由新旧观念引起的冲突与对立。
胡：总体上看，您的小说基调是暖色的、浪漫的，但在暖色、浪漫的“主旋律”中也会透出一些冷色调，比如《死狗·寻夫者》中央尕玛生活的悲剧性结果，就这篇小说而言，您认为造成央尕玛不幸或者说失望的根源是什么？
班：造成央尕玛不幸或者失望的根源在于社会。随着西藏富民政策的进一步施行，一部分有头无脑的人迅速被金钱武装起来富裕，成为暴发户，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颠覆者，此其一。其二，是社会猛然转型所带来的洪峰巨浪（猝不及防）般的思想冲击、无力冲破的传统观念和过低的心理素质（承受能力差，无心理准备）、文化素养造成的。
胡：用《微风拂过的日子》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您小说集的题名，大概是您比较看重这篇小说，但就我的阅读感觉而言，这篇小说并不是您这部小说集中最好的小说。不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微风拂过的日子》是否有现实原型人物或故事，这篇小说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
班：《微风拂过的日子》这篇中篇小说确实不是我这部小说集中最好的小说。但我像喜欢《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走进荒原》、《裸祭》、《刀》、《泉心》和我没能收入小说集中的《雨夜，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等篇什那样喜欢它。我把这篇东西发给《芳草》杂志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微风拂过的日子》没有现实原型人物或故事。可是我小时候在乡下接触过像“阿南”这样心地善良、天资聪颖、个性突出的哑巴。要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我只能这么跟您讲，为了呼唤纯真、美好的爱情生活，我塑造“阿南”这么一个人物，通过他与发生冲突的几个人物（祈梅等人物纯粹属于随主人公阿南应运而生的，非常自然地出现在我手指尖），讲一个我特想讲的故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要让读者享受到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十分罕见（我不相信当代社会男女之间除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还有真正的爱情）的爱情生活。当然，这篇小说在客观上成了对我这个非理想主义者的创作路线挑战的一发子弹。因为它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也有一点唯美成份。
胡：《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与《微风拂过的日子》有着相同的主题表达，赞美爱情的美好。您在表现这类主题时，叙述上显得中规中矩，几乎不做任何变换，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担心叙述视角上的变换影响主题的明确表达吗？
班：中规中矩的叙述方式固然不可取，但也并不见得是毫无是处的。我是说，我看过的很多国内小说，是以故事、人物、语言取胜的，而不是以叙述技巧取胜的。但就是受人欢迎。比如，《秦腔》，我就没有发现在叙述策略方面下了什么功夫。还有许许多多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平铺直叙的，都试图以内容吸引人，获得成功。当然，莫言等少数作家就另当别论。许是我孤陋寡闻，看的作品还不够多，也少于分析、研究，看到的只是一鳞半爪。
叙述视角上的变换无疑会增强小说的可读性，使小说变得好看。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叙述视角上的变换影响作品主题的明确表达。遗憾的是，我不善于玩技巧，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提高。
胡：刚才我说《微风拂过的日子》并不是您小说集中最好的篇章，因为我感觉到这篇小说显得过于拘泥于“写实”，有时甚至给人一种纪实的感觉。这样写也许会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但往往会限制作家艺术灵性的充分发挥。在这篇小说中几乎感觉不到您在其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凭借想象而滋生的飘逸之气。这种太过真实地表达某种似乎非常“明确”的主题意向的叙述方式反而损减了作品艺术内涵可能的丰富性。这是我为什么不太看好这篇小说的原因。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班：过于“写实”固然不好，但过度虚构会产生阅读上的不可信。我早已发现自己在创作上很容易走极端，要么过于“写实”，“实”得使读者得不到阅读的快感。这种问题的出现显然跟脑子里就某一个小说主题所需材料过多，如泉涌般溢出有关密切的关系。要么过于“空灵”，“空”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没法从作品中得到阅读的满足。幸好我不太喜欢像有些作家那样扎进现实生活，使出全身解数寻找小说素材，拼命编织故事，而是更注重表达。
胡：我非常欣赏《死狗·寻夫者》、《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没有契约的死亡》等小说。感觉这几篇小说有一种飘逸灵动之感，且不失象征意味。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您把艺术想象和现实描写结合很是巧妙，同时把故事发生的文化地域背景安排的比较到位，人物活动的场景气氛营造的既朦胧神秘，又活灵活现。我推断您的这些小说故事是有生活模板的，但您在具体的创作中并没有依照故事的原本模样去直接讲述，而是添加了自己想象得来的许多成分。在创作这些小说时，现实生活和宗教文化意识分别给您给予了什么样的艺术启迪？
班：您的推断合乎情理。我的多数小说没有确切的生活模板或原型。但是我们不妨做个实验，对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稍加观察、留意，我们就不难找到故事的契合点和人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写小说时是脑子里先有了人物，后有故事，还是先有故事，后有人物。而我往往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使脑神经受到刺激，冷不丁地蹦出一个模糊的人影来。随着这个人影变得愈益清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也就从心而生，逼使我铺开稿纸或打开电脑去结构、组织，最后打上句号。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个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人，我做不到，也无需如此。因为我有一分还算不错的固定职业，不需要靠创作养家糊口。因而，我的小说没有一篇是“硬挤”出来的，而是和我的散文一样，是生活积淀的产物，是有感而发的心灵的慨叹。
对于我来说，现实生活一如羊群，而渗入藏民族灵魂深处，体现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宗教文化意识确如牧羊人。没有牧羊人，羊群就会失散。在哲学解答不了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时，宗教，我指的是藏传佛教能够给予我们以指导，对现实生活中很多不被我们所理解的现象作出阐释。现实生活给予我的艺术启迪是作家永远不能游离于生活之外，人间没有世外桃源。而宗教给予我的艺术启迪，便是人生无常，凡事不可过于执着。
胡：《死狗·寻夫者》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借助宗教文化背景所运用的那些带有奇幻色彩的想象片段，这些片段把寻夫者央尕玛历经艰辛寻找丈夫，渴望见到丈夫的内心祈求表现的淋漓尽致，也非常巧妙地暗示了她寻找无望的“悲惨”结果。当然，您在运用这些奇幻的想象时，其内在的精神却是非常写实的，也就是说，您其实是借助想象反映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央尕玛的丈夫在拉萨被灯红酒绿的生活所迷惑，陷入酒色之中不能自拔，背叛爱情、胡作非为，从一个忠诚勇武的男人，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耻无德之徒。创作之初，您是如何构思这篇小说的？在我看来，这篇小说非常深刻地反映出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对立，您在创作时是否在刻意揭示这种现象呢？
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鲜花和毒草一起生长，蜜蜂和苍蝇同时飞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把一切固有的生活秩序一下子被打破。过够了穷日子的人，借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凭一时之能，一技之长，赚到了一些钱，生活得到了改善，命运发生了改变，开始有了人的模样，感觉活得有那么点尊严。然而因国民的素质未能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没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辨别是非能力，禁不住不曾见识的各种诱惑，而腐化堕落，步入歧途，滑向邪恶的沟壑。这种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西藏现实生活中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也不少。这一现象引起了我这个并不保守、也不算很传统的人的关注。巧的是，有一天我打著名的“赶姆琼（小箱子）”茶馆门口路过时，看见一位藏北牧区妇女装束，蓬头垢面的一少妇，拖着一条死狗的尸体，像个醉鬼，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从我跟前走过。她的出现，像根棍棒猛然敲击了我的脑袋——有了。她是一个恪守妇道的传统藏族草原女性，她带着一路风尘，一路希冀，辗转到圣城拉萨，是为了寻找心爱的丈夫（夫君）。可是丈夫已不再是深深印刻于自己心中的那个人。她因受到从未有过的刺激，不堪重创，疯了，一条从遥远的家乡尾随而来的家犬也被汽车轧死了……很有意思，赶紧写出来吧。就这样，这一粗略的构思很快变成了铅字。至于这篇小说收到的像您所评价的这种效果是我当初所不曾料想的，所揭示的“种种矛盾对立”也非刻意所为。
胡：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显得有些特别，即那个紧紧跟随着央尕玛的女作家，她在央尕玛处于迷离恍惚之时，以托梦的方式告诉了她丈夫的生活状况。这个作家在小说中显得很是虚无，但似乎又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味。您把她与藏族文化中的艺术女神央金玛相联系，似乎大有用意，能否谈谈您安置这么一个人物的用意？
班：借用女作家（抑或是拉萨姑娘，也可能是仙女、护法神）以托梦的方式告诉央尕玛她丈夫的生活状况，只是我采用的一种叙述手法，当然也赋于其美好的喻意，即女作家代表着觉悟的、进步的、善良的藏族女性。在表现形式上可能受到了传统民间文学、神话故事的影响。可惜没有驾驭好，致使她的出现显得有点突兀，令不熟悉藏文化的异族读者感到匪夷所思。
西藏是个人神共存，充满神性的地方。从精神层面讲，人即神，神即人。我有意把女作家与妙音仙女央金拉姆加以联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是想强化女作家的存在意义。也就是想说明在藏民族心目中神灵无处不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掌握在神灵的手中。因此，代表正义、善良品德的女作家就有可能是各种神仙的化身。
胡：这篇小说里有几个情节安排处理的相当不错，比如央尕玛与丈夫格勒日瓦同时来到寺庙里拜佛（当然他们彼此不知道），央尕玛奉上卖牛得到的钱以祈求佛祖保佑自己找到丈夫，但丈夫格勒日瓦则在祈求三宝抚慰自己的灵魂。就这么一个偶然相遇的巧合，却暗示了两人情感之间已经存在的巨大差距，其中内含的丰富意蕴足以引起我们的多重联想。不知您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偶然为之的，还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心得？
班：一般来说，小说情节的设置不会有太多的偶然性。我跟别的作家一样，在类似情节的处理方式上是要动一番脑筋的，甚至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增强矛盾冲突感。
胡：小说《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这一题目里透着一种幽默诙谐的气味，这也算是您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刻意追求与凸显。与幽默、诙谐的风格相左，这篇小说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业问题。用这样一种看似轻松随意的方式来反映一个严肃的话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班：当一个人很不幸地走入满布荆棘的野地时应该怎么做，是个摆在他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倘若他是个充满智慧、自信和乐观的人，就不会拿着镰刀，骂骂咧咧、傻乎乎地去一把一把地割除荆棘，开辟道路，而是会把脚上的鞋子收拾好，吹着口哨，哼着小调，踩着荆棘丛轻松而过。我这么处理，不过是想告诉人们一个浅显的道理，面对困难和痛苦，与其哭鼻子，怨天尤人，还不如迎难而上，排解痛苦。话说，佛不渡人，人自渡。作为一个人，对人生应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否则你连一天也活不好，甚至活不下去。
胡：生命轮回这一文化现象在当代藏族文学创作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艺术因素，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涉及到过这个文化现象，当然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和艺术态度是不一样的。您在小说《留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中也运用了这一文化现象，它不仅仅是情节转化的桥梁，也是丰富小说内容的添加剂，为小说增添了几份玄秘色彩。与其他作家笔下的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相比，您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描述似乎显得有些不太“庄重”，这样处理是处于何种考虑？有什么用意吗？
班：人生不过如此，何须事事较真。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如吃饭睡觉，不足为奇。但是，从藏民族对待生死的态度抑或观念上讲，生与死是件非常庄重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正因为如此，我在对待生死轮回的问题上十分尊重我民族的习俗和态度。我这么讲并不矛盾，意思是说，既要把生与死看做很正常的事情，又要认真对待，而不能敷衍。
胡：想象能够使作品显得灵动自由，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即它会使叙述转化太过突然，如何做到故事情节衔接上的自然也是需要作家花费心思的。《蓄长发的小伙子和剃光头的姑娘》叙述过程中有的地方处理得太过突然，给人拼贴的感觉。对于这种叙述上的“瞬间转换”，您是如何考虑的？
班：哈哈，您又戳痛了我伤疤。我喜欢在叙述跨度上作点文章。但往往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再者，这跟我以往在写东西时听音乐、歌曲有关系。个别编辑和评论家发现同样的问题后，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在写作时听音乐。我如实回答说，是的。他们好心地劝我别在听音乐时写作，也别在写作时听音乐。
胡：《废都，河流不再宁静》是一篇内涵丰赡的小说，既有个人欲望的极度张扬，也有悠远历史的朦胧再现，还有带有古老气息的宗教文化和洋溢着现代色彩的当下生活，看起来在这篇小说中寄托了您的一些艺术野心，写这样一篇小说有什么寓意吗？
班：我只是以这篇小说，对我民族的兴衰史发出了一声感慨，并对我的民族所走过的历程进行了一次扫描，以审视我这个民族的成长过程，给予她以一定的关照。仅此而已。
胡：以我的经验来揣测，这篇小说的现实内核似乎是对西藏一些县城生活的写照，这里面大概有您个人往日生活的影子，不知我的推断是否准确？
班：这篇小说的情境设置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札达县城，描写起来得心应手，感觉极其轻松、愉快。
我发现您的眼睛很尖，这跟您研究反映人的生活景象的文学有关吧？不光是《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这篇小说，我的不少小说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些我个人的生活影子。比如，写到小说人物喝酒，喝得个昏天黑地，宿醉未醒的状态以及酒后的不适、难受、焦躁等感觉均取自于我本人生活中的“表现”。这么做的最大的益处在于显得真实、可信。说句题外话，我认为搞文学创作的人什么都得学会，包括犯罪。
胡：在这篇小说中，尽管您没有批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人们传统思想意识观念的变化表现出了一些担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老鹞子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某些生存倾向似乎就是现代文明负面影响的象征？
班：爱之深，恨之切。我热爱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坚定地认为我的民族是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不希望我的民族因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和过失而过早地谢幕，从人类历史舞台上隐遁、消逝。
胡：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藏族作家都非常注重叙述技巧上的各种探索，先有扎西达娃、色波，后有次仁罗布，您也是一位苦心经营小说叙事技巧的作家。这种苦心体现在您的许多小说中，《废都，河流不再宁静》这篇小说最具代表性，您在其中尝试着运用了多种叙事方法，尤其是在人称上不停地变换，让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您认为对于一个搞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来说，叙事技巧是不是非常重要？
班：我刚才已经说过，讲究叙事策略，能够加强小说的张力，增强可看性。所以，我也在学着优秀作家，争取在叙事技巧上有所突破。
胡：《废都，河流不再宁静》中包含了您对生命存在，男人、女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思考，这种文学视野是相当开阔，它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穿透性，也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识地抱有过让创作超于地域限制，蕴含超越性价值的艺术目的？
班：没有想过那么多。当然，让创作超于地域限制，蕴含超越性价值是我的追求所在。
胡：这篇小说有许多优点，我们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说是“缺憾”，那就是议论化、理性化的片段太多，给人一种板着面孔“说教”的印象，其实这也是您的其他一些小说存在的显著倾向；因为您的许多小说中的叙述者似乎总是一个满腹经纶、见识广博、无所不知的“高人”，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种叙述是否与您阅读佛教典籍有关？因为佛教典籍大都是用来宣传其教义的，其说教目的非常明确。
班：衷心感谢您指出我作品的缺憾。类似的问题之前有几位朋友很不客气地向我提了出来。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胡：从思想内涵来说，我非常欣赏您的《没有契约的死亡》。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内涵，尤其是结尾处交代阿多杀死罗罗的过程，有一种“以轻击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这个构思实在太巧妙了，似乎要告诉读者事实的真相，却又显得那么轻描淡写，正是这种轻描淡写冲淡了小说主题的“明确性”，把读者的思索引向多个方向。能否谈谈您创作这篇小说时的心得？
班：这个故事取材于真实的生活原型。有一年，我参加全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会上，一位领导在发言时，借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在原单位时，一天单位车子轧死了一个老百姓。他亲自到处理现场。经过调查核实，死者系西藏昌都地区某县某乡农民，还是个杀人犯。他在犯案后并没有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而是免于以命抵命，甚至连监牢的门也没有让他进。为何是这样的处理结果呢？这就牵扯到宗教干预行政的问题——基层干部没有把他交给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征求并按寺庙活佛让他一次性给死者家赔付几万元现金，然后到青海躲起来的意见，把他给放了。他还真就按乡里的意思，到青海玉树一带躲了起来。后来一次去拉萨时死于车祸。我从这一事件中提取我所需要或感兴趣的“种子”，即一个“死”字，以大胆的虚构手法，创作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篇《没有契约的死亡》。假如我不是一个生长在几乎全信教的藏民族中的人，就不会写出这样的小说来，即使写了，对结果的处理决不会是这个样子。
胡：具有同样艺术效果的小说还有《刀》。一个“爱刀如命”的人却最终丧身与自己的“刀”下，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然，小说的主旨不仅仅在于此。我感觉到这篇小说的用意似乎与佛教中让人破除“我执”的教义有某种联系。佛教教导人不要执着于自我，否则就会迷失本性，小说《刀》中的汉子执着于自己的“刀”，却丧失性命，二者似乎是相通的。不知您当初创作时的本意是什么？
班：关照，关照，还是关照。对我们藏民族传统观念作出挑战，以不懈的追问，触及致命的精神痼疾，是我借这篇小说对我的民族给予的一点关照。我想，一个民族要想不断进步，稳稳地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要自我觉醒觉悟，勇于打掉脓包，祛除劣根。于是，便有了我以我的精神铸造的这把获得“西藏新世纪文学奖”的“刀”。
胡：在《寻找龙珠》中，您用不同的题材表达了与《刀》大致相同的主题意蕴。那个发誓寻找到传说中的“龙宝”的牧民龙珠，不顾家人的劝阻独自一人来到湖边等待着梦幻中的奇迹发生；但等来的却是时光的无情流逝与自己精神意识的萎缩。您在小说里这样描述执迷不悟地等待奇迹发生的龙珠：龙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阴森幽长的峡谷里转悠，用迂腐的目光观察斯玲央措湖，用顽固的脑子记录每天发生在他身边的哪怕是细小的事情。从这种带有嘲讽、批判意味的描述中，我们是否可以推断，您似乎在提倡一种得失随缘、放弃“我执”的人生态度？
班：您分析得很有道理，也很到位。我不给您打个勾，以后就不好意思见您。
胡：阅读您的小说我总会不由地联想到在电视上看到的艺人说唱《格萨尔》的场景，滔滔不绝的话语，变换不定的表情，忽高忽低的音调，莫名其妙的肢体动作，很是投入专注，但又透露着一种天马行空般的自由随意。您在创作中讲述故事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类似说唱《格萨尔》的艺人吗？
班丹：呵呵，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感觉自己像个说唱《格萨尔》的艺人——汪洋恣意，信马由缰，俨然无拘无束的梦呓者。
胡：阅读《裸祭》，我想到了藏族民间文学，您在小说中也提到了藏族民间文学中有名的《尸语故事》。这个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尸语故事》吗？
班：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现实生活，与《尸语故事》没有丝毫关系。我只是想借助这个虚构的故事，向人们展示藏族牧民善良的心地。我听我们单位一位到扶贫联系点阿里措勤劳县的同事说，他在驱车前往措勤县途中遇见横躺在路边草地上的一具男尸。该具尸体完整无损，只是经风吹日晒，全身发黑。听完，在的脑中立马出现了人物。有了人物，故事也就自然形成了，于是这篇小说在我心里立了起来。
胡：您的小说语言很有特色，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丽。二是喜欢用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三是幽默诙谐。让我们先说说前面两个特色。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您为什么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呢？
班：小说是语言艺术，必须贴着语言写。既如此，在小说语言方面应该有所讲究。再者说，我所进行的是纯文学创作，不同于通俗文学或介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东西。我喜欢用华丽的语言、修辞手法，更多的是受了藏族先贤们，尤其是著名作家朵喀夏仲·次仁旺杰、第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阿拉夏·阿旺丹塔、贡唐·公乔丹白卓梅等等（很多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众多先辈的影响。换句话说，我在小说语言运用上有意识地有理智地参照、借鉴和吸收了藏族传统文学语言。另外，我有个偏爱，非常喜欢具有语言魅力的作品，比如，泰戈尔、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更喜欢余华和阿来的小说语言。这点您也许看出来了。
胡：如前面所说，您的小说语言有时候显得很是华丽，这是作家对语言“敏感”的表现，是一种很好的艺术本能和习惯，因为语言是物化作家艺术构思和思想意识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优秀作家是不能忽略文学语言的。但您追求华丽语言有时似乎有过分雕刻之嫌，这使得作品有些太过书卷气。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缺陷，因为您的语言可能会与您笔下人物的身份、地位、学养根本不吻合，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物是不会说出充满了典雅气味的话语的，有时候人物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叙述者的话语，也可以说您的语言，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班：我打心底里接受您真诚的批评意见。其他编辑、评论家也曾向提出过这一意见。我虚心接受了，故我醒悟了，我真切地认识到这是小说语言之大忌，并且在努力克服这个毛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后期创作的作品中得到了改正。可是，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班丹，你的小说语言大不如从前，你应该保持你先前的语言风格。出现追求华丽语言有时有过分雕刻，太过书卷气、语言与笔下人物的身份、地位、学养根本不吻合等现象的原因，跟我研究小说研究得不够深入、扎实、细致，加之没有学好哲学有着紧密关联。
胡：您的小说语言的第三个特色是诙谐幽默。因为与您有过几次交往，我觉得您的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与您在日常生活中用作交流的语言似乎是一致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作品的语言就是您性格特征的一种外化，换句话说，您的幽默、诙谐的性格影响了您的小说语言？
班：所言即是。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是很难后天培养的。我本来是个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的“快乐王子（并非自诩，是我的同学和早年同事给予我的美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这种性格稍有变化，其实是刻意收敛的。
胡：谈到您小说语言的诙谐幽默，我又一次想到了藏族民间文学，想到了阿古顿巴，您的这种语言习惯有没有受藏族民间文学语言的影响？
班：我这种语言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我已故父亲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受到藏族民间文学人物阿古顿巴、尼曲桑布和真实人物吉苏啦的一些故事影响。话又说回来，从总体上讲，藏族是个富于诙谐幽默的民族，尤其是我们后藏人一个个都堪称是天生的喜剧演员。值得庆幸的是，在我身上也流淌着后藏的血液，我母亲系后藏人。如果把流传于西藏民间的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笑话、幽默故事收集起来，便可编成厚厚的一两本书。
胡：在思想意识上，您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陈旧落后的因素报以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是直接以否定的话语表达出来的，而是以不动声色的故事演进呈现出来的，您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与扎西达娃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态度很是相似。您如何看待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
班：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身为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藏民族的一员，我有责任和义务为消除我们民族的陈规陋习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刺痛民族精神痼疾的短篇小说《刀、《死狗·寻夫者》、《裸祭》、《没有契约的死亡》、《颠簸》、《欲》（见《芳草》2014年第1 期）等小说和《码在院墙上的悲歌》、《出殡也走了样》等散文作品。
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交融替代是在激烈的冲突和摩擦中，以渐进式演进的过程中慢慢完成的，并非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种过程本身给人的阵痛感有时还很强烈，不免要付出代价。老实说，新的文化观念并不一定优于旧的文化观念。问题是要看哪种文化观念有利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胡：阅读您的作品，我感觉到您的有些作品是凭借直觉写的，有些作品则是刻意为之的。这两种创作路径都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知我的揣测是否准确，能否谈谈这种两种创作带给您的不同感受？
班：我感觉凭直觉写作易于刻意为之，写出来的作品可能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当然这种写作的基本立足点还应建立在现实土壤中，而不能游离于现实。刻意为之就有所不同，难度就大得多，难就难在“刻意”二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也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胡：与您交流了这么长问题，但依然不能完全表达我对您小说创作的全部感受与理解。许多问题还需要日后做更进一步的研读阐述。对于作家来说，时间是极为宝贵的，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完成这次“文学交流”。衷心希望您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扎西德勒！
班：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创作给予的关注，真诚希望您给予我的创作以更多更大的支持、帮助。请允许我把您刚刚送给我的祝福翻译成汉语送还与您：吉祥安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