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央访谈录
胡沛萍
格央是当代藏族女性作家里颇具潜力的新生代作家。自1996年发表处女作《小镇故事》以来，她一直致力于描写、反映藏族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历程。可以说，她是一位自觉地专注于藏族女性世界的女性作家。对于藏族女性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描述，尤其是对来自家乡康巴地区的女性的描写，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了别具一帜的鲜明特色。我曾经在一篇专门评述格央文学创作的文章中指出，格央是当代西藏文坛，乃至当代藏族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就题材领域而言，她完全与扎西达娃、马丽华、次仁罗布、白玛娜珍等作家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她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域，而这一领域其他作家还没有投入过如此大的精力和如此深刻的关切。阅读格央的作品，就是通过一个侧面领略生活在高原大地上的藏族女性的生命历程，也是了解格央文学审美趣味、艺术倾向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尽管她所提供的文学世界是我们了解其艺术世界最直接、最重要的“桥梁”，但试图仅仅通过文学文本来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心路和艺术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些虽属于作品外围，但却也极为很重要的艺术因素，我们需要借助其他方式和渠道才能获得。自然，方式和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与作家面对面展开一些聊天式的交流，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和渠道。鉴于此，我带着一些在具体有限的文字评述中无法讲述清楚和不便陈述的疑惑与问题，带着跨越作品，直接感受作家本真精神风貌的愿望，约请格央女士，与她展开了一次聊天式的文学对话。希望这次对话对于我们了解格央的创作有所帮助。
一 文学与人生
胡沛萍（以下简称胡）：上大学时您的专业是气象学，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气象工程。与大多数专业作家相比，文学是您的“副业”。对此我有一些问题很想了解。首先，我感到好奇的是，学气象专业的您是如何喜欢上文学创作的？难道其中有什么“玄妙”的契机？许多人认为创作是需要一些天分的，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的？
格央: 我从小就在大学的校园里长大，先是咸阳民族学院，然后是西藏农牧学院，最后是西藏师范学院和西藏大学，母亲一直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所以我从小就有机会看各种书。母亲是最早的启
说实话，虽然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但在考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上文科，也没有想过要学文学，我也觉得文学特别要求有天分。中学的时候，我的理科不错，理想中的专业是医学，但最终学的却是气象。刚开始时特别地不喜欢，甚至想过要退学重新考，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这个人特别信命，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从事的职业应该也是命中注定的。
胡：尽管您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但上大学时是否也花费过一定的时间、精力去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并有过创作的冲动？
格央：我们那时的大学生活比现在的学生要简单很多，我们的学校又在郊区，很难得进城一逛，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专业课程大概用去一半时间，另一半用来看书。有时候也写一些简短的文字，发在学校的校报上了。
胡：当您尝试创作第一篇作品时，是否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在西藏文坛，乃至在中国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
格央:尝试着写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时，最大的希望是能变成铅字，没有想更多。
胡：您的处女作《小镇故事》不同凡响，曾多次获奖，这种积极肯定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一定推动作用，增强您创作的信心？
格央：《小镇故事》的获奖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和更多的创作冲动，但就我本人的喜欢而言，我更喜欢同时发表的《一个老尼的自述》。
胡：文学创作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艰苦劳作，它往往会占用作家许多的时间和消耗作家大量的精力，作为“副业”的文学创作对您的工作有影响吗？您是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的？比如时间占用、精力分配等。
格央：除非有特别的约稿，我一般在工作之余写文章，为了不影响家人的休息，我一般也不在晚上写东西，我更习惯在一些清闲的上午写点东西，看看书。也许是我的写作比较随意，所以很少觉得写作和工作有冲突。
胡：您的家人支持您的文学创作吗？有没有想过做一位专职作家？因为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也许产量和质量会更上一个层次。
格央：我不曾想过要当一个专职作家，也没有很大的理想要创作出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品，我只是觉得在空闲的时候，写下自己的思考、心情和那些让自己喜欢或是怨恨的人物和故事，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和享受，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文字能有一些引起共鸣的读者，也让他们有阅览的乐趣，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胡：作为女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就是家庭。说实话，您是一位很成功的职业女性（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做得很不错），同时还要照顾家庭，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兴趣爱好——文学创作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关系的？您的许多作品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家庭婚姻，女性往往都是家庭内部的主心骨，她们为家庭付出的很多？您笔下的那些女性与您有同异之处吗？
格央：和大多数传统的藏族女性一样，我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女人，我喜欢家里干干净净，想让家人吃上可口的饭菜，希望她们身体健康，因此我在家里花的心思比我写文章花的心思多很多。文学只是我爱好！
胡：许多职业作家创作时都会抱有一些目的，比如有些试图借助创作获取一些名利或获取丰厚的物质利益，也有一些作家很大程度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求。您并不是一个专职作家，您创作是不是更多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是受一种责任感驱使，譬如反映当代藏族女性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精神需求，做她们的代言人，把她们真实的生活境况展示给人们？抑或有其他什么目的？
格央：我的写作最主要是满足自己心灵的愉悦，没有责任感驱使，但想要表达的尽量真实。
胡：我个人认为，您是藏族作家里唯一一个把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换句话说，在您的作品中女性都是主角，而男性往往只是配角。这种题材选择倾向在西藏文坛和藏族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现实生活中，您是不是也非常关注周围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心理状态？您认为您周围的女性与您做品中描写的女性之间有差异吗？如果有，能否具体说说？
格央：作为藏族女性中的一员，我既有在传统生活最浓郁的八角街里长时间生活的经历，也有读书上大学工作，藏族新一代女性的生活经历，而且还有很好的接近传统藏文化的机会，很多在外人认为是民俗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的性格比较敏感，所以在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我总是会有一些感触和思考，不是特意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关注。在我创作某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会想这样的描述在真实的生活中会有吗？但不论怎样创作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差异的。
胡：您的许多作品中出现过诸多您的故乡——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的生活习俗、人物、事件，看起来小时候的生活印象对您的创作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能否谈谈故乡印象与您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格央：其实我在自己的家乡真正生活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每个人都有“家乡情结”，我也许更甚之，在拉萨生活的越久，就越是有“家乡情结”。
胡：就文学文本给我提供的阅读经验来看，创作者对自己的故乡人事和风情民俗追忆、描述往往持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态度，一是以善意、美好的情怀给予家乡人事赞美颂扬；一是以批判、苛责的眼光审视存在于故乡人事中的种种消极因素。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您对故乡往事的追忆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前者。不知道您是否有所察觉，是什么样的创作动因使得您更倾向于前者。
格央：您的感觉是对的。我从小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长大，一方面受到了传统的藏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我有在内地长时间生活学习的经历，也受到了较好的汉文化的教育，我觉得在自己的心底有一种对（藏、汉）文化的强烈崇敬，而且我想千百年来先祖们的生活创造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有它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不自觉地一直以一种善意、美好的情怀来描写家乡的人和事。并且我觉得要用批判和审视的笔触来写自己的家乡，应该是真正的大家们才能够做的事情。我太渺小了，我心中有的是敬畏，对藏文化，也对汉文化。简单到细节上，我从不乱丢写了字的纸张。
胡：您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当代藏族女性的一些生活侧面，这对人们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情状很有帮助，但读者仅仅借助这些内容来了解当代广大藏族女性的生活境况还是远远不够的。根据您的现实生活经验，您能否谈谈在现存社会经济、文化前提下，西藏女性如何尽可能地摆脱传统桎梏的束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社会应该如何尽可能多地创作便利条件？
格央：有一句话说的好，知识改变命运！现在我们的社会最应该为藏族女孩子们（当然也包括男孩子）做的就是提供接受更好更优质的教育机会和条件。我是这一届的区政协委员，科技界的，但其实我真正最关心的就是教育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连最基础的教育都无法保障，那怎呢谈高层次的女性人才呢？所以今年我提交了一个在拉萨郊区建高质量的中小学的提案，我还有4年任期，我一定会坚持每年都上交这样的提案，至少要让政府知道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家长、一个普通的藏族女性，孩子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政府来说，解决广大孩子受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了长远发展的问题。
胡：工作之余喜欢阅读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吗？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的作家？他们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吗？
格央：我阅读的书五花八门，包括文学、历史、地理等等，简·奥斯汀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她的《傲慢与偏见》是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我喜欢书中描写的乡村生活、喜欢那些智慧、善良和理智的女性。
胡：您已经在拉萨学习、工作、生活了许多年，好像中学时就已经在拉萨读书生活了，对拉萨民众的生活情状应该并不陌生。但令人疑惑的是，您的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当下的人物、事件，都与您的家乡有关，对拉萨本地的人事描写、反映的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格央：拉萨几乎是所有藏族人心中的圣地，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寺庙和圣迹，是因为这里有藏区最繁华的街道和最奢侈的生活，是因为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和争相媲美的华丽服饰，是因为这里有交流和探讨的平台，但绝对不是因为这里的人！( 拉萨汇聚了来自各个藏区的人,那些自认为土生土长的拉萨人,其实往前追溯,大部分也都是外地的,我也是这样,我父亲的家族确切地说是从甘孜那别到拉萨的,带着梦想和拼搏的精神,加上运气也还不错,最终在拉萨有了不错的家业,娶了后藏贵族的女儿,也在噶厦政府有了职位.在这样的环境下,家里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有机会在政府获得职位.这样一代一代生活下来,也许可以说就是拉萨人了吧? 而正因为如此，我看到那些拉萨人的所作所为，我就越心痛，也觉得丢面子。我觉得，作为藏区最神圣的圣地,最有号召力的城市,拉萨其实是大家的,这里的文化、历史、建筑和生活，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即便你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也不能仅仅因为出生地就自以为是吧!拉萨人有所有大城市人的通病,自傲、蛮横，有着奇怪的优越感。这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拉萨人的地方，换句话说，朴质、感恩和亲切的品质应该更能取得别人的好感，而这种品质，我在康巴人和安多人的身上有很多的体会。)我去过很多藏区，在那些地方，当我说自己是从拉萨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大都怀着羡慕的心情，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偏远乡村的老太太曾经满怀羡慕地对我说，你生活在拉萨，你真是太幸福了！可是，真正的拉萨人却是充满傲慢和偏见的，我尤其不喜欢他们对安多和康巴人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也许是所有大城市人的通病吧!
但我还是真的特别喜欢拉萨这个城市，我希望这个散发着神性光辉的城市，也能散发出普通人的高品质光芒。
胡：您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女性出家人形象，似乎您平日里对她们特别关注，是这样吗？在现实生活中，您经常和她们交往吗？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群人的？
格央：我对宗教充满敬仰，对宗教女性也充满敬仰。我敬重那些将精神、心灵、信仰和肉体奉献给佛祖的女性，在和她们交往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怀着仰望的态度。而当你的心态是仰望的时候，这也许会影响你和她们频繁的交往。
胡：中国有句话俗话“做女人难”。根据您的生活经验和观察，您觉得当代藏族女性在现实生活的中的生存困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格央：体面和自尊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智慧基础，藏族女性善良、勇敢和宽容，也许还有智慧，但经济状况需要改善，这种改善的最有效的、最持续的方式也许是训练她们自己改善自我经济基础的能力。
二 文本世界
胡：您的作品，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很少讲究写作技巧、结构，似乎是自然而成的篇章。您的创作与其他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如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白玛娜珍相比，要来得单纯、简洁一些，他们的作品中现代主义表现技巧运用的比较多，而您只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您为何选择这样一种写作倾向呢？
格央：我几乎没有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因此也就没有技巧。我真的就只是在讲故事，我自己讲明白，也希望看的人看明白，不累！
胡：您的大多数作品都有一种很明显的纪实感，想象与虚构的成分比较少，即使是看起来更像是小说的作品，如《灵魂穿洞》、《小镇故事》、《拉萨，让爱慢慢永恒》等作品，想象、虚构的成分也不是非常明显（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一个作家喜欢什么样的创作方式，是她的自由；不论哪种创作方式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纪实和虚构给读者的审美感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能给读者完整的故事脉络，适应读者希望清晰地了解故事脉络的心理需求；与此同时，作品中有鲜活的生活场面，给人鲜明的生活质感；但这种一板一眼的讲述方式也会导致作品缺乏灵动之气；同时，故事太饱满了也缺乏必要的艺术空白，导致读者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也就失去了丰富性、多义性。不知您是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格央：之前也有朋友说过，我作品缺少一些技巧性的跌宕起伏，或是说显得太沉稳，不太激情。我也尝试着做些改变，但这种表述的习惯也许和我的性格有关，要改变很难 ！
胡：习惯于用纪实的手法写作是否与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有关？您从事的是气象工作，需要精确的数据，缜密的推测，我注意到您还撰写了不少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这种讲究证据和严密逻辑的思维模式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格央：也许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每天面对的是精确的数据，和细致的分析。但最主要还是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有点沉闷，思维不太新颖。
胡：您创作时似乎并不在意作品体裁之间的差异。有些论者把的您的一些作品归入散文，也有些人视它们为小说。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因为您的有些作品的确难以从文体上进行截然的划分。我个人认为，您的一些作品，比如收录在《西藏的女儿》这部集子中的部分作品既可以视为小说，也可以看做是散文，甚至可以当做文化记录来阅读，是一种带有“杂合”特点的作品。您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认识的？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处理作品文体上的差异的？
格央：我对自己的很多作品定位是文化散文，我本人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注意作品文体的差异，于我，写作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务、没有刻意、似乎也没有目的。
胡：您的作品在叙述语气、整体情调上给人一种“平和、舒缓”的感觉，读您的作品很难感受到不满、抱怨、愤恨等这类把人引入“不良的情绪状态”的情感因素，这是您性格使然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格央：人活在世上，就总要失败，失意，受受磕绊，每个人都会有不满、抱怨、和愤恨，我希望自己尽量不在乎，别放在心上，真正要做到这样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写文章的时候，文中的人物身上总是有我某些理想的影子，在写她们的时候，我也接受着指导、宽慰和感悟！
胡：您始终保持一种“平和、舒缓、宽容”的叙述态度，这对您意味着什么？可不可以说，这种叙述态度也是您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格央：确切地说，这种叙述态度是我处理现实生活的理想态度。
胡：尽管您对藏族女性的生活状况怀有极大的怜悯和体恤之情，也对她们的生活给予了深沉的厚望，但总体而言，您笔下女性形象的命运结局并不完美，很多都以悲戚不幸的结局收场。《铁匠的女儿》中的美丽少女姆娣因恋爱失败而落发为尼；《中年妇女的幸福》中的拉姆被自己深爱的丈夫抛弃，孤身一人照顾双胞胎女儿，靠政府救济来维持生活；《牧场主的妻子》中的玻铂因丈夫不忠酿成血案，只能忍受失去丈夫的痛苦；《一女有四夫》中的琼试图让小丈夫回到家里，以此来维持家庭的完整，但却最终却因失败而离开拉萨；《小镇故事》里的央金因门巴的始乱终弃而隔断情缘遁入佛门……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遭遇是您对现实生活观察之后的艺术再现吗？您如何看待当下西藏女性的生活状况？
格央：应该说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命运遭遇是我对现实生活观察之后的艺术再现。从佛教的观点来说，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接受因果报应的，就是来赎罪和受苦的，再美满和幸福的人也有悲伤和无奈，或是来自身体，或是来自心理，因此一定没有人是完全幸福的。也许是应了一句话：你被关注不是因为你幸福，而是因为你不幸！
胡：您的作品所描写的女性都是极为普通的人物，您所关注的也是她们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一些在历史上名气很大的女性人物，您所关心的也是她们充满世俗气息的日常行为和琐屑生活，比如《格萨尔的王妃——珠姆》中的珠姆，《西藏的女护法神——班丹拉姆》里的班丹拉姆。您选择这种“生活化”的叙述倾向是自觉的创作行为吗？
格央：珠姆和班丹拉姆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们神性的一面就我来讲只有匍匐跪拜，她们人性的一面，她们人性的“生活化”让我觉得自己和她们是可以交流的。这应该是我的自觉的创作行为吧！
胡：我比较喜欢的您的《灵魂穿洞》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除了故事曲折起伏，颇具吸引力之外，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和开掘也很是深刻，尤其是对朗多太太的心理刻画和情感世界的揭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您还记得当初塑造这个人物时的创作感受吗？我个人觉得朗多太太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女性，如果让您去评价一下这个女性，您认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格央：我也觉得朗多太太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女性，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情敌又何尝是幸福的呢？他们似乎也是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真正美满的。
胡：《灵魂穿洞》里有一个叫姆娣的女孩子，并不是作品用笔最多的人物，但我认为她是最具有女性个人意识的人物。她阴差阳错地被选为转世活佛，但却不喜欢寺庙里清静闲谈的生活，受世俗欲望和情感冲动的驱使，她逃离了寺庙，由受人尊崇的活佛变成一个追求世俗享受的普通人。然而，这一自觉自由的行为带给她的却是不幸的灾难，经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她最终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敢于追求自我的女性，您却给她安排了一个堪称悲惨的结局，当时您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目的来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在您的意识里，是不是也觉得她放弃活佛的尊位、逃离寺庙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格央：说句实话，我不喜欢还俗的尼姑，如果她是个活佛，那还俗就更不可以原谅了，虽然有一些并不是她自己的原因。
胡：《小镇故事》也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说，作品中的女孩央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女性人物。我个人觉得，对她的命运遭际的讲述，最能体现您的叙述伦理，即一种博大宽容的人生情怀。央金在门巴的始乱终弃下最后遁入佛门。从与门巴结识到分离的整个过程中，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安排。门巴占有她，她坦然接受；门巴抛弃她，她依然坦然接受，毫无忌恨怨怒之意。她的这种宽容之举的确令人感动。而这也是您大部分作品所奉行的叙述态度。对于这种叙述态度，我是比较认可的。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至于人格尊严似乎也无从谈起。您是如何看待“女性自我意识”这一问题的？
格央：您的感觉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虽然缺乏必要的自我意识，似乎也没有人格尊严，但我喜欢她身上博大的宽容和平静，她的心灵那么平静，是因为信仰给了她力量和支撑的勇气，在生命的过程中，人也许就是这样解脱的！
胡：爱情是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您的作品中描写爱情的也很多。但在您的笔下，女性人物爱情大都是以悲剧收场的。无论是历史名人珠姆，还是神女班丹拉姆，以及那些凡俗之人，她们的爱情都不美满。要么爱而不能在一起，要么开始时爱的死去活来，结婚后却痛苦不已，或者就是被男人始乱终弃而遁入佛门，抑或破罐子破摔拿自己的人生赌气。您是如何看待您笔下的女性的恋爱婚姻生活的？可以不可以说，您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婚恋遭遇，也是您对现实生活中女性恋爱婚姻状况的一种认识？
格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婚姻幸福，特别是女人。婚姻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女人的一生，可是碰到一个好的伴侣，其实是一个很随缘的事情。除了自己的好运气之外，对方的人品和责任感才是你可以依靠的、不太抽象的东西。一个名著里面写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显然相似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太多可以写的地方，不相似的东西才有挖掘的空间和可能。
胡：长篇小说《拉萨，让爱慢慢永恒》是您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忠实于自己内心而执着追求爱情的女性。小说的题目看起来很浪漫。对您而言，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一些特别含义，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题目呢？
格央：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觉得爱情和婚姻是慢慢永恒的，吵架、争执、怨恨、悲伤，然后才有理解和亲情，才有慢慢的永恒。那些年少时候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不见得就会永恒！
胡：与题目充满浪漫色彩不同，故事的内核却是悲剧性的。为了爱情，两个女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开。但她们之后的经历却令人唏嘘不已。艰难的生存境遇让她们遭受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但也许正是这样，她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藏族女性勇敢、坚韧的优秀品格。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女性是您的所有作品中塑造的最能彰显女性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您塑造了这两个女性形象？
格央：《让爱慢慢永恒》是一个约稿，时间很紧，有点仓促。我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一个女人因背叛，有了后面特别不幸的人生，而另一个女人，虽然也遇到了很多挫折，但她一步一步地勇敢走过来，没有报复、没有对别人的伤害，所以最后她遇到了一个好的伴侣，有好的经济条件，也有平静安稳的生活。试想？如果没有因果轮回？世间的秩序会是怎样？
胡：我个人认为，姬姆措是一位在思想意识上非常符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诠释规则的女性形象，因为在经历初恋的失败和一系列艰难困苦之后，她变得坚韧顽强了。这种坚韧顽强不是一味地默默承受（在您的笔下，许多女性在面对无奈的局面和困苦的生活时总会选择默默地承受，她们看上去坚韧顽强，但却没有自我，姬姆措似乎是个例外），而是在面对男性时不亢不卑，坚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对于女性身上的这种品格，您如何评价？
格央：遇到很多艰难、挫折，犹如在大火中重生的凤，这样的人不需要特意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尊严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也需要用很多看似无形的东西来建立和维护！
胡：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太复杂，人物塑造也不太饱满。这是您有意地选择，还是因为初次创作长篇小说准备不足造成的？
格央：原因有两个：1是《让爱慢慢永恒》是一个约稿，时间很紧，有点仓促：2是初次创作长篇小说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
胡：这部小说选择的地理背景在空间上跨越很大，从圣城拉萨到了遥远偏僻的边陲小镇和异国他乡，这使得小说具有一些传奇色彩。这种安排是刻意的吗？
格央：是的。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从拉萨到西藏周边的国家学习、做生意，甚至旅行。他们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胡：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算得上历史悠久，这个故事有原型吗？您写惯了那些实录性的文章，操控起需要一些虚构、想象成分的作品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格央：没有特定的原型，是很多人物、故事和想像的凝聚。在写的时候真的有些难度，特别是交稿的时间一天一天邻近的时候。
胡：在《女巫师》一文中，您说降神者在降神时会有神灵附体，之后还说鬼魂也可以附体，并举了一个自己亲眼目睹过的例子。您这样写是出于文学修辞的目的，比如通过夸张的方式来增加故事的神奇色彩，还是真的相信鬼魂能够附体？
格央：我自己亲眼见过，所以我真的相信神灵或鬼魂能够附体。
三 文化书写与性别立场
胡：由于受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规约，藏族作家创作时，无法避免宗教文化现象和与之相关的风情民俗。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宗教文化事项和风情民俗，在面对这些现象时，不同的作家可能会采取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评判态度。在您的作品里，虽然也会对一些“不合情理”的现象所有不满，但更多的时候，您持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即使是对一些明显带有消极负面因素的宗教文化现象，您也不会用尖锐严苛的笔调针砭鞑伐。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使您采用了这种叙述态度？与佛教提倡的慈悲至善的伦理观念有关吗？
格央：老祖宗留下的宗教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风情民俗，我真的是怀着敬畏之情的，况且我不是一个有批评精神的人，我想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家”才有资格和能力来进行针砭鞑伐的。
胡：藏族古代文化和文学有着悠久辉煌的传统，您经常阅读这方面的典籍和作品吗？传统文化和文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吗？
格央：我虽然还算受过较好的汉文化的教育，但无法否认，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对我的熏陶才是最重要的。
胡：现在的文学研究界和文化界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叫“文化认同”。出于对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趋势的防御和抵制，论者们强调用彰显、强化民族文化的方式来寻求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文化认同”这一理论概念。在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中，许多论者，包括我在内，往往会把作家关注宗教文化现象的创作视为“文化认同”。就您的作品内容而言，似乎也可以用“文化认同”这一说辞概括您创作中的文化倾向？您对此有何看法？
格央：您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但就我本身而言怎么创作，怎么写，完全是一种最自然而然的表现，没有刻意
胡：“文化认同”常常与文学创作的回归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候回归传统被视为“文化认同”的表现。但回归传统可能会与现代化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文化认同”与现代化问题形成矛盾之势。您对此有何看法？
格央：应该有矛盾之处吧！
胡：许多论者认为，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藏族社会里其实不存在男女不平等思想观念和现象，因为佛教倡导众生平等。但据我的了解，似乎这种说法是站不脚的。因为佛教教义里面其实也有许多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观念。您的创作关注的都是藏族女性的命运遭际和现实境遇，想必您对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想知道您对这种说法有何看法？
格央：藏族社会里其实存在男女不平等思想观念和现象，在牧区，特别是东部的牧区这种现象特别普遍而严重。但我并不简单地认为女人要干更多的家务就是男女不平等。把男人的责任和劳动的义务放在女人的身上才是男女的不平等。
改变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所以，我想要改变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要在教育上下功夫，成功的教育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观念和生活。
胡：您的作品都是书写女性的生活状况的，但您曾宣称作，您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阅读您的作品，的确很少能感觉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宣扬的那种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但我想您一定深刻地体味到了作为女性因性别的不同而遭受的男权中心意识的压制与漠视，您作品中的许多女性的悲剧命运都带有男权压迫的痕迹。为什么您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格央：我真的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觉得最好的男女和谐生活的社会分配是这样的：女人相夫教子，男人承担经济社会责任。我不欣赏女权主义，一个女人偏要和男人竞争，要扮演承担经济社会的责任的角色有什么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就是很好的人生了。说实话，如果有条件，我更愿意在家庭和厨房里工作。
胡：您的作品中很少塑造完整的男性形象，男性形象往往都是女性的配角？想没有想过写一些关于男性的作品？设想一下，如果写一些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您会主要关注男性的哪些方面？
格央：现在还没有写一些关于男性作品的打算，因为就我自己本身而言，我对女性是更为了解的。如果写一些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我会主要关注男性的勇敢、担当和正义，在我看来这是男人最重要的品质。
胡：阅读您的作品，我隐隐感觉到，在您的心目中，你笔下的所有女性都是藏传佛教里的“度母”，即便遭受生活的磨难与不幸，她们都拥有一颗宽容博大的心灵。不知我的这种猜想是否恰当？把女性视为“度母”是赞美，还是一种期待？
格央：应该说即是赞美，也是一种期待。
胡：在《拉萨，让爱慢慢永恒》里，您对执着于爱情的女主人公玉拉有过这样的描述：她非常不愉快地发现，嘎朵确实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男子汉，她身上毛病很多，好在玉拉似乎并不对此斤斤计较，她总是显得很大度，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这大概是女人必备的美德之一，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美德也许可以让你在风云变幻的婚姻中得到暂时的安稳和外在的平静。您把“逆来顺受”说成是女人的美德之一，不知您是如何理解的？
格央：“逆来顺受”总比“剑拔弩张”和“斤斤计较”好。汉地也有一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我喜欢这句话，虽然很难做到，但有时能做到也是很好的，而真正完全做到的就是神了。
胡：您对您目前的创作状态有何评价？您对以后的创作有什么打算？
格央：目前我写的东西很少，毕竟我要上班、照顾家庭和孩子，孩子的功课是我的头等大事，从小在大学校园里的生活经历让我特别深刻地感觉到知识的重要性，我希望在孩子学习的黄金时间里，我尽好母亲的责任，为她提供最好的环境和帮助。对未来的创作没有特别具体的打算，但如果有时间和精力，想写一部真正的好的长篇小说，写出西藏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历史。
胡：不知您是否关注西藏文坛的创作动态，您对当前西藏文坛的创作状况有何看法或建议？
格央：说实话，我并不太关注西藏文坛的创作动态，但我喜欢读关于西藏的书，不论这书是藏人写的，是汉人写的，还是老外写的。
胡：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这次访谈！